上海知青刘建江曾在东北边陲插队落户生活了几十年，退休后他才和他爱人一起返回了上海生活。说起当年在东北插队落户的那段生活经历，刘建江老师感慨万千，他说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段青葱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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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江老师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饱经沧桑的脸上刻满了皱纹，斑白的鬓角留下了岁月的痕迹，可能是长期在东北生活的缘故吧，刘建江老师高大魁梧的身材和开朗的性格都有东北人的特点，他说话直爽，做事雷厉风行，还与烟酒结下了不解之缘。
第一次跟刘建江老师聊天，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刘老师很谦虚也很随和，他说自己小学毕业就辍学了，算不上知青，他当初到东北下乡插队落户，就是以社会青年的身份办理的下乡手续。因为他当时的年龄是20岁，和知青们的年龄差不多，也就混迹在知青的队伍里，被称作知青滥竽充数了。
1969年4月末，刘建江和十几名上海知青来到东北边陲的宝兴三队时，当地的春耕生产已经拉开了帷幕，他们没有休息时间，放下行李，安顿好吃住的地方，就投入到了紧张的春耕春播生产劳动中去了。因为刘建江插队前在码头上干了三年装卸工，再加上他的体质好，干起农活来并不感到吃力，不像其他知青，干一天活就累得要命，连饭都不想吃。
当初刘建江他们十六名上海知青居住在了宝兴三队的队部里，队部的那三间厢房里搭建了两铺火炕，八名男知青住东南屋，八名女知青住北间屋，中间的那间房子当了厨房，当时给知青们做饭的是一个年轻妇女，她叫吕月梅，二十五岁，结婚一年多，她的丈夫利用冬季农闲到小煤窑背煤，结果遭遇煤窑塌方当场毙命，吕月梅还没当上母亲就成了寡妇。
吕月梅性格开朗，只半年的时间，她就从失去男人的痛苦中走了出来，因为吕月梅的丈夫是老大，她还有三个小叔子，为了给二小叔子腾房子结婚，她就搬回了娘家。吕月梅属于那种大大咧咧没心没肺的人，她善良心眼直，勤快能干，也有力气，在队部为知青们做饭，劈柴挑水的力气活都是自己干，从不支使知青们帮忙。
刘建江看吕月梅一个人做饭也够忙活的，收工后她就帮着挑水或劈柴，有时还帮着烧火。吕月梅挺感激的，每次盛饭盛菜，都象征性地照顾一下刘建江。其实当时也没什么好照顾的，炖菜就是一盆，熬粥就是一锅，玉米面窝头一次蒸两屉，偶尔用一点肥猪肉熬油（也说炼油），熬油后剩下的油渣（油滋啦）当时也算一种美味。每次熬猪油，刘建江菜碗里的油渣肯定比别人多，刘建江心里有数。
再后来，刘建江的衣服脏了，吕月梅就抢着帮他洗，衣服破了，就帮他缝，还一口一个小老弟，叫得可口甜了，就像自己的亲弟弟。看吕大姐对刘建江那么好，知青们都羡慕他，都说刘建江，干脆认她当干姐姐吧。
春耕春播生产结束后，地里的农活不那么忙了，陈宝兴队长也就不让吕月梅帮知青们做饭了，知青们自己基本也学会了做饭。吕月梅不来帮知青们做饭了，知青们就轮流做饭，吕月梅不忙的时候，也会到队部来义务为知青们帮忙。知青们做饭最大的难度就是和面蒸窝头，吕月梅帮忙最多的就是为知青们和面蒸窝头，有时也帮知青们熬大碴子粥，得到了吕月梅的帮助，知青们轻松了不少，大家都从心里感激吕月梅。
1971年春节前，来宝兴三队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被批准回上海探亲过年。根据公社知青办的要求，三队知青集体户要留下两个人执守（看家），刘建江主动留了下来，还有一名叫李桂香的女知青是通过抓阄留下来的。
知青集体户就剩下了一个男知青和一个女知青，李桂香感觉很寂寞，晚上她一个人睡一铺大火炕，多少还是有些恐惧和不安。她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吕月梅，希望吕月梅到知青集体户来给她作伴。吕月梅想也没想，就痛快答应了李桂香的要求。那一刻，李桂香感动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因为知青集体户还有一名男知青，吕月梅晚上到集体户来给李桂香作伴，很快就有了闲话。有人说吕月梅喜欢上了上海知青刘建江，他俩都睡到一个被窝里去了。也有人说上海知青刘建江在上海时就喜欢打仗，他在上海混不下去了，才到东北来插队落户的，他来了就没打算回去，他就是到这来找对象安家落户的。
听了这些传言，李桂香怪不好意思的，她苦笑着对吕月梅说：“月梅姐，要不你就别来给我作伴了，我怕对你影响不好，毕竟人言可畏。”“桂香妹子，谁爱说啥说啥，我不在乎。我倒要看看，看看他们还能说出什么花样来。”吕月梅大大咧咧的性格决定了她的态度，她啥也不在乎。不过，她也有所顾忌，不是为自己，是担心刘建江受连累。没想到刘建江也不在乎，他说：“你都不在乎，我一个大男人怕什么，随他们说去吧。”
等回上海过年探亲的知青们都回来了，吕月梅不来知青集体户给李桂香作伴了，那些不堪入耳的传言也就不了了之了。
1974年7月中旬，三队社员都在玉米地里给玉米锄草追肥，那天的天气异常炎热，据有经验的老社员判定，很快就会有一场大雨到来。为了赶在大雨到来之前锄完最后一块玉米地里的杂草，把剩余的肥料都追上，陈队长让社员和知青们加快速度，谁也不许偷懒。刘建江因为头几天就拉肚子，再加上天气炎热，快锄到地头的时候，他突然栽倒在玉米地里。
看刘建江栽倒了，社员们都围了过来，陈队长把刘建江揽在怀里，掐他的人中，捋他的胸口，任凭大家不停地呼喊，刘建江一点反应也没有。站在近前的吕月梅看情况危急，她赶忙对陈队长说：“队长，快，我背他去找孙大爷（孙大爷是宝兴二队的一位老中医，当年七十八岁）。”
吕月梅背着身材高大的刘建江一口气跑了三里多路，来到了孙大爷家，孙大爷正坐在院子里的李子树下乘凉，他看吕月梅背着一个人跑来了，后面还跟着好几个人。孙大爷让吕月梅把刘建江放在树荫下，他翻了翻刘建江的眼皮，摸了摸刘建江的脉搏，急忙跑进屋里，拿来针灸包，取出几根银针，分别扎在了刘建江的人中穴、合谷穴等几个穴位上，很快，刘建江缓过气来了。
孙大爷让吕月梅扶刘建江坐起来，给刘建江喂了半碗水。等刘建江清醒了，孙大爷又摸了摸刘建江的脉搏，说：“这小伙子身体太虚弱了，这几天不要让他下地干活了，我给他开几服药调理一下吧。”
吃了孙大爷开的几付草药，刘建江总算缓过劲来了，长这么大，他这是第一次感觉到了生命的脆弱，那天要不是救治及时，他觉得自己都不一定能活过来。
吕月梅不光把自己从地里背了回来，还给自己熬药做好吃的，抓药的钱也是吕月梅还给孙大爷的，吕月梅还给刘建江买了二十个鸡蛋。对此，刘建江发自内心地感动和感激，他掏出十块钱给吕月梅，吕月梅笑着说：“抓药就花了两块钱，我还能掏得起。那天看你倒在玉米地里不省人事，可把我吓死了。”
那年年末，刘建江回上海探亲过年，从上海回来时，他给吕月梅买了一条围脖，还给她家带来了糕点糖果和其他上海特产。陈队长看刘建江给吕月梅家送了这么多东西，他知道刘建江是为了答谢吕月梅的，就故意开玩笑说：“建江，你这是干啥呀，送订婚彩礼啊。”“我倒有这个想法，就怕月梅姐不同意。”万万没想到，刘建江会说出这样的话。
水到渠成，陈队长从中牵了一条红线，就促成了刘建江和吕月梅的美好姻缘。1975年夏天，大田里锄完了二遍地，刘建*和吕月梅举办了婚礼，婚礼是陈队长主持的，刘建江还置办了三桌酒席。婚房是知青们原来居住的地方，1972年知青们就搬到了大队为知青们新建的房子里。
喝过了刘建江的喜酒，几名男知青借着酒劲，开始嘲笑刘建江：“建江哥，大姑娘有的是，你为啥非要娶一个寡妇？寡妇有啥好啊？”还有知青说：“建江哥，你看你这点出息，怕打光棍啊？就算打光棍，也不能娶个寡妇啊，你可是黄花小伙子啊。”
对于大家的嘲笑，刘建江并不恼火，他笑着说：“大姑娘和寡妇有啥区别？你给我说出个一二三来。那天我倒在玉米地里，那么多人围观，就人家月梅姐把我背到了孙大夫家，你们谁管我了？哪个黄花大闺女管我了？月梅姐是个勤劳善良的人，我娶她她能爱我一辈子，娶媳妇是为了过舒心日子，不是为了摆到那让人看让别人评论的。再说了，我敢娶个寡妇当媳妇，我有这个勇气，你们敢吗？你们有这个勇气吗？”
刘建江语出惊人，一席话说得大家哑口无言。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灰溜溜地回知青集体户去了。婚后，刘建江简直成了县太爷，吕月梅不光地里是一把好手，家里更是一把好手，她啥都不让刘建江干，洗脚水都给刘建江端到炕前。
第二年，吕月梅生下了一个胖小子，高兴得刘建江都跳起来了。
到了1979年，在宝兴大队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都先后离开了，宝兴大队就剩下了刘建江一个人了，他成了留守在宝兴大队的唯一一名上海知青。刘建江虽然失落了一阵子，却没有后悔和吕月梅结婚，更没后悔娶了一个大自己五岁的寡妇。因为他们一家三口生活的很幸福，很快乐，他很知足。
1982年，刘建江被招工到开山屯化纤厂当了一名工人，吕月梅在家耕种责任田，还养了两头牛和几头猪，他家的日子在宝兴村是最富裕的。
九十年代末，下岗回乡的刘建江和吕月梅在宝兴沟里建了一个大型养猪场，还养了几十头黄牛，经过三起三落，他们终于成了宝兴村的首富，不算猪场和存栏的黄牛，光银行就有上百万的存款。
目前，刘建江和吕月梅都回上海生活了，他们的儿子在宝钢集团做质检员，工资待遇很优厚。刘建江两口子虽然还住在老弄堂他父母留下的那两间房子里，可他儿子儿媳住的房子很大，那里也有他两口子的房间。只是刘建江图清净，他不想和年轻人住在一起。
说起当年在东北插队落户的事情和在那结婚成家的事情，刘建江激动不已，感慨万千，他说下乡插队的日子虽苦，但苦中有乐，也很锻炼人，没有下乡插队的那段经历，他就不会遇到这么好的姻缘。说起自己的婚事，刘建江非常自豪，他说：“我敢娶个寡妇做媳妇，我自豪，证明我有眼力。不是吹牛，当初我们一起下乡插队的十几个人，谁也没有我生活的幸福。”
是啊，婚姻就像鞋子，穿着合适才行，其他的都不重要。不应该用世俗的眼光看待婚姻，只要勤劳善良的女人，都是好女人，没有三六九等之分，更不要把那些难听的称呼强加给女人。
作者：草根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