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猫·鼠》是鲁迅散文集《朝花夕拾》10篇正文中的首篇。作者在针对以陈西滢为代表的现代评论派的讽刺与映射中，借狗、猫、鼠三种动物的习性生动地比喻了三类人。

背景解读是理解鲁迅文章的关键，《狗·猫·鼠》也不例外。1925年前后，五四退潮，新文化阵营发生分裂，曾经激进的胡适扯起“整理国故”的旗子，善谈“闲话”的以陈西滢为代表的现代评论评论派实则也表现出折中的复古倾向。这样的处事方式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时代需要鲁迅这样的直面人生、积极向上的猛将。因此，鲁迅1925年前后的心情是最复杂的也是最“颓唐”的，编订于1926年的散文诗《野草》其实是这种心情最真实的写照。鲁迅在1934年给萧军的一封信中说：“我那一本野草，技术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很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鲁迅与以陈西滢为代表的现代评论派的论战便是其中的钉子之一。这枚钉子的由头还得从当年的女师大学潮说起。

1924年11月，执掌女师大的校长杨荫榆借整顿校风之名开除3个未准时报到的学生。其实，这3个女生并非故意不按时报到，而是因为军阀混战、行程受阻。按理，这3名女生应当得到表扬，战乱纷仍、社会动荡、朝不保夕，人家能历尽艰难险阻、平安返校，起码求学态度是认真的。她们也没有想到，自己几乎用性命换来的求学举动，反遭退学的结果。杨荫榆由此引起广大师生不满，要求她辞去校长一职。“驱羊(杨)风潮”就这样起来了！其实，这是新旧势力的较量，是光与暗的交锋。杨荫榆的后盾其实是借“整顿学风”来镇压群众运动的北洋政府。起初，鲁迅对此采取观察态度，没有发声。1925年5月7日，杨荫榆再度开除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六名职员（鲁迅的学生兼恋人许广平是其中之一），鲁迅开始陆续发出批判的声音，指责杨荫榆封建家长式的管理。陈西滢等留学欧美的崇尚自由的知识分子在《现代评论》周刊却对杨予以声援，对鲁迅的言行予以流言攻击和排挤。由此，鲁迅和北洋军阀及其御用文人“现代评论派”展开斗争，《狗·猫·鼠》是其中之一。

再者，1926年，段祺瑞执政府枪*刘和珍等进步学生，制造“三·一八”惨案。鲁迅写下《纪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文章，控诉北洋军阀政府残暴，结果遭到通缉而不得不远走而到厦门大学避难。

1926年2月21日，鲁迅写下《狗·猫·鼠》，一是“朝花夕拾”、追忆往事，二是“借题发挥”，映射现实。

首段便借对方的原话夹杂着各种反讽。作者由“仿佛听得有人说我是仇猫的”写起，拉开论战的大幕，借此揭露陈西滢们诬蔑自己是狗的险恶用心；之后，作者通过猫狗结仇的典故，得出结论：“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但它们并没有自命清高；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不妨说是凶残的罢，但它们从来没有竖过‘公理’‘正义’。”由此，抨击陈西滢们自诩的“正人君子”的虚伪。“浑身发热”，乃至后文的“以动机来褒贬作品”“公理”“正义”等等，都是陈西滢的原话，作者自如地加以借用，一是起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效用，二是通过反讽的笔触起到酣畅淋漓的抨击效果。这也是鲁迅杂文或者散文的惯用笔法。

鲁迅借“正人君子”之口嘲讽了“正人君子”之流散布的“流言”后，索性明确了自己“仇猫”并说明了“仇猫”的理由：其一，猫玩弄掌中之物，使其受尽折磨与痛苦，这与幸灾乐祸的一类人相通。其二，猫天生媚态，又与趋炎附势一类人无异。其三，猫们在作者休息或者看书的时候在“耳朵边尽嚷”。其四，猫吃掉过作者饲养着的“可爱的小小的隐鼠”，尽管后来证实并非猫是真仇人——隐鼠是被长妈妈用脚踩死了，但无论如何，作者和猫的关系再也缓和不起来了。

那么，在害死小隐鼠的真相被揭露之前，作者对猫仇恨到什么程度呢？“我的报仇，就从家里饲养着的一匹花猫起手，逐渐推广，至于凡所遇见的诸猫。最先不过是追赶，袭击；后来却愈加巧妙了，能飞石击中它们的头，或诱入空屋里面，打得它垂头丧气。”鲁迅恨屋及乌，由家猫恨野猫，恨之深，痛之切。其实，在这篇散文中，猫喻指现实生活中的幸灾乐祸、趋炎附势的卑劣小人，比如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之流，比如反动军阀的帮凶等等。

狗在文中又有着怎样的形象呢？通常的理解是：狗代表的一是“多管闲事”的或者说是不愿与猫作对的，另一个就是与猫打了擂台，和猫争抢压迫群众权利的人。

小鼠是“我所爱的”，它们不像大老鼠那样咬破箱子、偷吃东西，它们反倒有着“老鼠成亲”那样的画纸般的可爱。当一只隐鼠被蛇咬伤，“我”怜悯它、同情它，将它放在一个盒子里。当它恢复体力在书桌上从容地行走时，“我”内心是欢喜的。这里，“鼠”被赋予了这样的比喻意义，它代表的实在是生活在底层的生活不稳、时局动荡下性命随时有忧的百姓。

“借题发挥”，映射现实，是鲁迅文章的惯用笔法。这里涉及太复杂的社会背景和人情关系。这也是学生们怕周树人的原因吧。其实，鲁迅的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都是有由头的。正所谓，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