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胜寺坐落在北京东城区南河沿大街111号，看门牌号码普胜寺在南河沿大街，实际上普胜寺在东长安街边，寺门距离东长安街仅80米，距离天安门城楼的也只有600米，普胜寺的位置当年是在皇城内，现在更是在北京的核心区的核心内。
普胜寺现有大门三间，坐西朝东，黄琉璃瓦绿剪边硬山顶，为民国时所建。大门内有二门三间，坐北朝南，后出廊，前有抱厦。门内正殿三间，黄琉璃瓦顶，前出廊，有月台。东西配殿各三间，黄琉璃瓦顶，出抱厦前廊。普胜寺的建筑规制显示着其为皇家寺院，院内的苍劲古柏更是诉说着寺庙的历史沧桑。
普胜寺建于顺治八年（1651年），为顺治帝敕建，因此用的是黄琉璃瓦，于今已有372年的历史。普胜寺是老百姓俗称的喇嘛庙，当年曾是顺治帝请来的蒙古高僧大喇嘛恼木汗的驻地，由于此后的寺庙住持有石姓喇嘛，京城百姓又称蒙古族人为鞑子，因此普胜寺又被京城百姓俗称为“石鞑子庙”或“十达子庙”，1908年的《最新北京精细全图》上标注的普胜寺名称就是“十达子庙”。
民国初年欧美同学会以2000元大洋的价格购买了普胜寺，翻修后建立会所，并先后做了三次扩建，除保留原有建筑外，建设了会议厅、餐厅、图书馆、游艺室、浴室、招待所等服务设施。原寺内的两座卧碑1984年移至五塔寺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成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在博物馆的碑林中两座卧碑犹为醒目。
普胜寺地区在明永乐帝兴建北京城时将其建设成了与当今中南海一样的风景区，其大致的四至是，东至东皇城墙（今南河沿大街、北京贵宾楼饭店），西至紫禁城护城河，南至南皇城墙（今东长安街），北至东华门（今东华门大街），面积约35万多平方米，约50个足球场大。明朝将这一地区统称为“南宫”，南宫见证了大明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夺门之变。
元朝至正二十八年（1638年）元顺帝铁锅出逃大都（北京），元朝结束了对中原的统治，逃亡漠北。蒙古族虽然结束对中原的统治，但在漠北的茫茫草原上，若干蒙古部落时和时分的延续着蒙古政权，并时常威胁北京的安全，明正统十四年（1449）英宗朱祁镇率大军亲征蒙古，回师途中在今张家口市怀来县境内的土木堡，遭蒙古瓦剌部落首领也先俘获，史称“土木之变”。
英宗朱祁镇亲征败绩，被俘，朝廷顿时一片慌乱，有些大臣恸哭于殿堂，翰林侍讲徐有贞甚至提出迁都南京，朝廷上下没了主张。兵部侍郎于谦临危局而有度，提出国不可一日无君，社稷为重，君为轻的主张，携众臣奏请皇太后立英宗皇弟郕王朱祁钰为帝，尊英宗朱祁镇为太上皇，以瓦解也先挟持英宗威吓朝廷的诡计。皇太后准奏，但郕王朱祁钰坚辞不就，形势急迫， 皇太后下懿旨立英宗朱祁镇皇子朱见深为皇太子，命郕王朱祁钰监国。一个月后，于谦等朝臣再拥立郕王朱祁钰登皇帝位，郕王无奈之下登基为帝，改元景泰，后世称其为景泰帝。
随后也先挟英宗朱祁镇攻打北京城，于谦率军保卫北京获胜，也先挟英宗朱祁镇逃回蒙古。一年后也先见明朝新君理朝，挟英宗朱祁镇无利可图，遂将其送回。景泰帝朱祁钰心中老大不愿，面对身为太上皇的兄长回到京城，景泰帝朱祁钰并不按迎接太上皇的仪仗出迎，《明史》载“遣侍读商辂迎上皇于居庸关。丙戌，上皇还京师。帝迎于东安门，入居南宫。”居住在黑瓦殿——崇质宫。
明朝时南宫内有若干宫殿，黑瓦殿是群殿的主殿。殿宇的屋顶履以黑瓦，按照皇家对琉璃瓦颜色的等级规制，黄色最尊贵，其次是绿色，蓝色，黑瓦顶的殿宇是最低一级，且一般是专门用途的宫殿，如当今的紫禁城内文渊阁即是黑瓦，其寓意是五行中“水”为黑色，文渊阁为藏书之所，以水制火，保书籍免受火灾之意。以此论，英宗居住的黑瓦殿应是当时明朝皇家存放价值贵重的易燃之物的殿宇。
英宗朱祁镇居住在南宫的具体宫殿位置现已无可查考，光绪年间1908年的地图上在十达子庙北侧的位置上标有“南宫”地名。有史家称英宗居住的黑瓦殿，位置就在普胜寺，也有说居住在普度寺，即现在的多尔衮王府遗址。无论居住在何处，大的方位就是明朝的南宫之内。史载当年的南宫树木成荫景致颇多，永乐大帝朱棣曾携众嫔妃以织女身份赴南宫的牛郎桥游赏。牛郎桥现已无存，其地名只能在光绪年间的地图上看到了。牛郎桥是与当今紫禁城西南侧的织女桥相对应的，牛郎桥在紫禁城东，织女桥在紫禁城西，现织女桥的痕迹还在，地名为织女桥东河沿胡同。据闻，北京市正在研究恢复当年织女桥一代的水光景色。
英宗朱祁镇遭软禁南宫，但其并不颓废，自得其乐，软禁七年育有四位皇子六位皇女。由此可见《明史》所载英宗朱祁镇的生活物资匮乏，以及当代《大明风华》电视剧中描写困苦等情景，应是清朝史家恶意为之，以及当代影视作者受清朝史家误导所致。
景泰八年（1457 年）正月景泰帝朱祁钰患病，左副都御史徐有贞、京营监军曹吉祥、武清侯石亨等领一众兵士扛着轿子，于正月十五深夜入得南宫，撞开英宗朱祁镇居住的黑瓦殿垣门，奏请英宗登轿入紫禁城复皇帝位，英宗朱祁镇“御奉天门，朝百官”钟鼓齐鸣。病榻上的景泰帝朱祁钰听到上朝钟鼓声，询问得知兄长复位，口称：好，好！ 这就是明史上的“夺门之变”。
明朝在北京共历十四帝，而北京昌平区的天寿山仅有十三座皇陵，此乃“夺门之变”造成了应是十四陵的皇陵变成了十三陵。《明史》载，英宗朱祁镇“废帝为郕王，迁西内”“王薨于西宫，年三十。谥曰戾。毁所营寿陵，以亲王礼葬西山，给武成中卫军二百户守护。”天寿山正在营建的景泰帝陵遭毁废，景泰帝朱祁钰以亲王规制葬在了北京西郊的香山脚下。
英宗朱祁镇的皇子宪宗成化帝朱见深继位后，恢复了其皇叔景泰帝朱祁钰的帝位，按照皇陵规制修缮了王陵，祭祀一如诸皇陵。《明史》记载“ ‘朕敦念亲亲，用成先志，可仍皇帝之号，其议谥以闻。’ 遂上尊谥。敕有司缮陵寝，祭飨视诸陵。”景泰帝的谥号也由“戾”改为了“恭仁康定”。
*曾经评价明朝的皇帝，英宗朱祁镇评为三等，一等是洪武大帝朱元璋，二等永乐大帝朱棣，其他明朝皇帝都不入流。
另，普胜寺内原有两座石碑，一座顺治八年（ 1851年）的创建碑，一座乾隆九年（1744年）的重修碑。两座石碑堪称碑刻中的经典之作。石碑大多数为立碑，而这两座碑是卧碑，且体量巨大，雕刻精美。尤其是“普胜寺创建碑”，是清朝入关后第一通关于藏传佛教政策的碑刻，在清朝碑刻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1984年这两座石碑收入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成为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在博物馆碑林中最为醒目的就是这两座卧碑。
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普胜寺碑解说词”
普胜寺始建于清顺治八年，即公元1651年，又称石达子庙。达子庙多指蒙古等民族所建的寺庙。是清初最早创建的皇家藏传佛教三大寺庙之一。普胜寺创建碑为清顺治八年，即公元1651年11月所立为螭首方坐式卧碑，僧帽顶，碑身阳面边框装饰有线刻云龙纹，碑身阳面背身满蒙汉三种文字合璧。碑文记述了修建普胜寺的时间，首倡建寺人的名字，以及建寺的目的等内容。据考证，修建普胜寺与修建北海白塔永安寺同为巴珠活佛所为。普胜寺创建碑是一座造型奇特的石碑，其背身矮，横向长，上面有屋顶，下面有须弥座。乍一看像一堵石墙。这种碑的形制在宋代就已出现，明代起才有正式的卧碑之名。这块碑的石刻风格，带有浓重的明代特征。顺治年间，清朝刚刚入主中原，在雕刻领域完全沿用了明代风格，但此碑造型是独特的，严肃而尊贵，体现了统治者对藏传佛教的信服和尊崇。乾隆皇帝很喜欢把他得意的事情或作品刻在气派的卧碑上，普胜寺重修碑就是例证之一。普胜寺重修碑为清乾隆九年也就是公元1744年7月所立，碑卧式，僧帽顶，方座带龟趺，下有海漫。碑文满蒙汉文合璧，简述了藏传佛教的意义及重修普胜寺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