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72年，洛阳刘家降生了一个男孩。古人起名颇为讲究，除了“女诗经，男楚辞”，还寄托着父母的期望，希望易活的叫白居易；希望健康的叫霍去病、辛弃疾……这个孩子姓刘名禹锡，字梦得，大概是母亲生他之前梦见了大禹“赐子”。


　　刘禹锡21岁便中进士，当上监察御史，23岁授太子校书，可谓前途一片光明，虽说刘禹锡仕途一帆风顺，二三十岁便位极人臣，但他是个有为青年，梦想着治国平天下，便与数名有志之士一合计，搞了个大事情：永贞革新，誓要彻底瓦解藩镇和宦官手中的权力，恢复唐王朝的兴盛。
　　结果也只是螳臂当车，宦官权贵以及手握兵权的藩镇军阀一反扑，不仅逼迫皇帝禅位，还将他们纷纷贬官。带头的王叔文被赐死，王伾被贬后病亡；剩下的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均被贬为边远八州的司马，是轰动一时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刘禹锡突然从人生巅峰跌到了谷底，之后他一被贬就是长达23年之久。
　　人生能有几个23年？但凡谁都会抱怨，但刘禹锡最让人佩服的就在于，不管遭遇什么，他都能乐呵呵地面对，并且不改初衷，归来仍是少年。

　　司马，其实就是个京官外贬的闲职，说白了就是带薪下放。这一年，刘禹锡33岁，正是大展宏图的时候，却迎来了一场透顶的失败，从有志青年落为一条被晒着的咸鱼。
　　刘禹锡收拾行囊，去湖南常德当他的朗州司马。可是当大家都以为他即将消沉颓废下去时，一首刺破天际的诗传到了京城：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秋天，总是让人感到萧索寂寞，特别是被贬谪的人。当柳宗元在汨罗江边凭吊屈原，韩愈悲叹“云横秦岭家何在”，众人伤春悲秋时，刘禹锡却反其道而行之：“秋天哪里不好了？”
　　秋天“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而我老刘，尚可如孤鹤冲破云霄，排解一切伤感和惆怅，冲破一切压抑和封锁，在自己的天空翱翔。
　　在刘禹锡心里，任何事情即使再坏，也都有好的一面。春天去了，尚有秋天。心有春之生机，又何惧秋之萧条。更何况，我老刘卷土重来还未可知呢。

　　果然，十年之后，刘禹锡又被调回了京城。可是他刚一回到长安城，就跑到玄都观里赏花，又作了一首惊世骇俗的诗：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明眼人一看，此处桃树千株，不是暗指十年来在政治上投机取巧而得意起来的新贵么？要是我老刘当年没被贬，哪还有这些小人得志的机会？
　　于是，这首诗一出来，刘禹锡再次被光荣下放。他何尝不知道后果，但揭露了这些人丑恶的嘴脸，也算大快人心，又乐呵呵地上路了。
　　经过讽诗一事，对手们对刘禹锡甚是“照顾”，将他贬到偏远的广东连州，又辗转到四川夔州，十年后，刘禹锡才从“巴山楚水凄凉地”来到还算富庶的安徽和州。不过他又在这里遇到一个小人。
　　策知县虽比刘禹锡低一级，但有实权，而面对贬官，地头蛇更不会客气。按规定，他应住在衙门三间三厦的标间，可知县偏让他住到城南门，不仅远离市区，而且面朝大江，一片荒芜。
　　就在知县为自己的下马威窃喜时，刘禹锡家门口却贴出这样一幅字：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有江可望，有帆可看，水天相接，去哪里找这样可以安静思考的“江景房”？
　　知县知道后恼羞成怒，又让他从城南搬到城北。刘禹锡环顾新房，房间缩水了一半，旁边只有一条小小的德胜河，但一到春天，河边杨柳依依，满眼春色。此情此景让他仿佛身在长安，于是又写道：垂柳青青江水边，人在历阳心在京。

　　知县见他还是悠然自得，又把他转移到城中一间仅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斗室里。面对知县势利小人的嘴脸，刘禹锡反倒觉得滑稽可笑，淡定从容地写下让他名垂千古的《陋室铭》：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我在此山，此山即昆仑；我在此水，此水就是长江黄河；在此陋室，这里便是世间天堂。没有标间、江景柳色又如何？被小人刁难又如何？你剥夺的只是身外之物，却永远无法触及我的内心。
836年，65岁的刘禹锡因患足疾，向朝廷上书辞官。三起三落，就此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值得欣慰的是，虽然仕途坎坷，但其晚景并不凄凉，最终以正三品的虚职退居洛阳养老，与好友白居易，裴度等诗唱往合，名满天下。
回望此前，刘禹锡一生曲折皆因永贞革新而起，很多人都觉得刘禹锡太傻了，逞一时意气，误一生大计！如果他圆滑世故一些，凭借自身才华和朝中多位宰相的青睐，完全可以青云直上，封侯拜相。
是的，这个分析完全没有错。
但是如果你读过他高中进士之后写就的《华山歌》，你就会明白他为何要走这样一条荆棘遍布的路，那首诗的结尾是这样一句话：
“丈夫无特达，虽贵犹碌碌！”
大丈夫如果没有高尚的德行，即使坐拥富贵也不过是庸碌之辈！——这正是刘禹锡秉持一生的志向，也是破译他一生选择的密码。
从科场才子到钢铁战士，只因为一件东西——信仰。
刘禹锡最终将他对永贞革新的忠诚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退居洛阳6年后，他自知大限将至写下绝笔自传《子刘子自传》，其中没有对自己的文学成就做任何夸耀，没有为自己坎坷的一生做任何哀鸣，却花了接近一半的篇幅为永贞革新的*物王叔文倾情辩护（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赐死），最后一次为革新事业振臂高呼！
永贞革新历时只有100多天，刘禹锡却用了一生来坚守。
一次一次的希望，换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以及一次又一次的贬谪和打击，他却从未向命运和权贵低下高贵的头颅，更不曾对自己的理想有过半点质疑。
自传收笔后，刘禹锡于842年在自己倾情歌颂的秋日里带着对理想的缅怀驾鹤西去，终年70岁。
在高手林立，风起云涌的中唐诗坛上，刘禹锡或许不是才情最盛的，却一定是最倔强最乐观的，他以百折不挠，永不屈服的斗士情怀和另辟蹊径，自成一家的豪迈诗情让我们相信：
“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剥夺，唯独人性最后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选择一己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剥夺”。
而刘禹锡选择的是：坚守信念，永不言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