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拉，女性，职业作家，每天的工作，无非调配文字而已，有何“勇敢”可言？

她历经数载，完成了小说《幸存者之歌》，三十万言，问世后好评如潮。但本文不分析贝拉的创作，只欣赏她选择体裁的姿态。

相当长时间以来，相当多作家眼中，题材的选择，非同小可，攸关摇笔成败。故而，诸如大山易位、大河改道、大人物生平、大事件追踪、非凡岁月回顾、重要群体亮相种种，皆属俏货。能否斩获这类“写作任务”，自是别有学问，往往不看作者驾驭题材的能力，不看作者钻研题材的深度，不看作者熟知题材的广博。怪了奇了，题材愈是吃香，不三不四的人，愈是容易得手。此等题材“嫌疑犯”，就文学本质而言，十之八九属于庸才。庸才多有来历，实为操盘的歪才。巨额资助、簇拥采访、枪手策应、高效印制、吹打造势、豪奖登台，无不气若长虹，全程绿灯迎送。这类书刊，谬种流传，总产量与日俱增，但销售量无人过问，阅读量更无人关心。又如彗星昙花，快捷地喧嚣于一时，神速地沉寂于一瞬。当然，被庸才们涂抹过的山仍在，水仍在，事仍在，人仍在。而不知所终的，只是他们装腔作势拼凑而成的“雄文”。

而《幸存者之歌》，所涉犹太人题材，显出与众不同。贝拉与犹太人的“瓜葛”，始于外公。

1912年4月14日，英国邮轮泰坦尼克号沉没，一千多人丧生，被公认为20世纪全球最大海难。其实不是。36年之后的1948年12月3日，中国“江亚轮”爆炸沉没，三千多人罹难。贝拉的外公，便是极少数幸存者之一。在濒临绝境的挣扎中，外公置自家生死于不顾，救起一位犹太儿童。

贝拉从小跟着外公、外婆，家住当年犹太人的上海聚居区。这意味着，在她幼小的感知里，早已留下大量犹太人的生活痕迹。海外闯荡的数十年间，贝拉结交的犹太友人，遍布五大洲，可以列出一份长长的名单。贝拉的独特还在于，她与朋友的来往，并非互换名片之后，扭头即忘的泛泛之交。她曾帮助一位犹太朋友，在处处窄巷成为宽街的面目全非中，找到父辈的故居。贝拉潜心寻觅，披阅档案，复印集辑成《上海记忆》。内有当事人在沪期间的相关资料，包括老人简历，求职标准像，同事及游伴合照，结婚证书，婚礼现场合影，甚至，还有加薪申请手迹等等。多件珍贵无比的遗物，得以掀开尘封，重见朗朗阳光。仅就上述情形而言，贝拉是不是拥有一座犹太题材的富矿呢？

拿到“绝活”题材之后，贝拉无疑可以选择纪实（或曰非虚构）的捷径。一是书市有需求，一是她拥有制作这类大餐的上等食材。甭说铺陈出一部长篇，就哪怕繁衍出多卷本，亦能胜任愉快。姑且忽略其它素材，仅仅外公救起犹太儿童一事，如到得某些写家手头，岂不如获至宝？他们尽管不曾历经犹太文化的熏染，也敢于张扬着“外公”照片，当作登堂入室的钥匙，编排出匪夷所思的情节，并俨然目击者、当事人、传承人一般，放开手脚与胆量，无畏地将“我”，将“外公”，将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搁进去，从而令寡淡无奇的家族往事，璀璨出天花乱坠的灿烂。也只有在此刻，方显出庸才们颠三倒四的作伪天才。

事实上，有生活积累的作家，有形象思维能力的作家，有创作激情的作家，有浪漫情怀的作家，概而言之，有艺术志向的作家，反倒会畏惧“纪实”与“非虚构”。而种种框定羁绊的文外之累，常常带来心理的明暗飘忽。故而，对“巧投入”与“高产出”的把戏，唯恐避之不及。

面对自己车载船装的素材，贝拉为自己，平静、坦然地选择了小说的样式。后来，又偶然读到贝拉答问记者的一篇访谈，加倍看出她怀揣着非同常人的文学理想。她说，人类语言，尤其汉语，精于传情达意。她特别喜好的词语中，便有“柔软”一词；而小说的体裁，如若用于昔日风云的描画，远比非虚构之类更为柔软，且柔软得纯粹，而直抵人心。此为经验之谈，说得何等高妙。有胆有识的贝拉叫好。亦但愿他人的创作，从中获得良性的借鉴。（任芙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