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牡丹花的中心在长安，而到了北宋，牡丹的栽培中心则移到了洛阳，洛阳牡丹堪称天下之冠。北宋真宗赵恒时期，社会稳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帝王将相、士大夫、豪绅以及庶民百姓，都欣赏牡丹，种植牡丹又成为新的风尚。文学家欧阳修到洛阳做西京留守推官三年，饱览了洛阳名胜，遍访了洛阳的民俗风情，特别是对洛阳牡丹赋予了较高的评价。

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一书中写道“牡丹出丹州（今陕西宜川东北），延州（今延安东北），东出青州（今山东潍坊、盖都、临朐、广饶、博兴、寿光、昌乐等县市），南亦出越州（今浙江浦阳饶、曹娥江流域），而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就连欧阳修贬谪夷陵之际，还高唱道：“曾为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意即此生有幸见过洛阳牡丹，他花虽不及赏，也无所憾了。

张帮基《墨庄漫录》又记牡丹盛时，洛阳太守举办万花会，足见牡丹花会由来已久，洛人养花、赏花、爱花，言牡丹单曰花，其他花则直呼其名，认为惟有牡丹是真花，可见当时人们热爱牡丹的狂热程度。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洛阳名园记》中也有“凡园皆植牡丹，盖无它，池亭独有牡丹数十万本”的记载，足见当时牡丹的盛况。

南宋时期，洛阳牡丹传入彭州（今四川彭州市）。大诗人陆游《天彭牡丹谐》亦称：“天彭之花皆不详其所自出。士人云囊时永宁院有僧种花最盛，俗谓之牡丹院，春时赏花者多集于此。”今人考证，永宁院即位于彭县西北三十二里的丹景山。《古今杂记》也说道：“彭门为辅邵典州多，其戚里得之上苑。从京城买回牡丹品种，此彭州门花之始（盛）也。”

《彭县志》也称：其时彭州花户“人秘园径，家有花谱”，民间竞相争花牟利，有一家种花多至千本者，以致牡丹园苑“连甽相望，莫能得其姓氏。”牛心山下，素多佳品，被称为“花村”，今丽春场“花特盛”，被称为“花街”。城外有“花市”、城内种花台比比皆是。春日花开，游人聚花竟胜，登城眺望，灿若锦堆。“花时，自太守而下往往到花盛处张饮帘幕，车马歌吹相属”，赏花游宴，被称为“勘花节”。送花去成都的快马，“蜡蒂筠篮，傍午于道”，大有“花开时节动京城”、“园林尽日敞朱扉”之慨。时人有歌赞日：“彭州昔号小成都，城市繁华锦不如”、“彭州又日牡丹乡，花月人称小洛阳”。

元代（公元1271～1368年）牡丹发展处于低潮。到了明代（公元1368～1644年）牡丹栽培中心又转至安微亳州（今安徽亳州市），夏之臣有《评毫州牡丹》，薛凤翔撰写了《毫州牡丹史》《牡丹八书》，其中《牡丹八书》专门对牡丹栽培管理技术进行了总结。同时，曹州（山东菏泽）牡丹也有了初步发展。据苏毓眉所著《曹南牡丹普》，有：“至明曹南牡丹甲于海内”之说。

清代（公元164～1911年）牡丹栽培中心逐渐移到曹州。余鹏年《曹州牡丹谱》（公元1792年）记载曹州园户种牡丹之盛，“动以顷计，盖连畴接畛也”。山东人蒲松龄，著《葛巾》，撰《香玉》，“不惟述曹粒丹甲齐鲁”，且写人与牡丹“爱而忘死”之深情。同时，清代的王公府第鲜花四时无缺，俗称“天棚、鱼缸、石榴为夏季三物，而入冬则讲究什么玉棠春，富贵花。”这里所谓的“富贵花”就是指牡丹而言。

牡丹在当时除故官御花园外，又以清华园、天坛南北廊、永定门张家最盛，除姚黄、魏紫之外，还有夭红、浅绿、金边等各种。清华园街十里以绿蝴蝶为第一，开放时真可谓花海一般。戒台寺内有牡丹院，地所，虽然种的壮丹株数不多，但很负盛名，乾隆皇帝曾在院中宿过。清道光年间，荷泽赵玉田等花农曾把牡丹作为贡品运送进京，慈禧太后曾下令观赏冬季开放的菏泽牡丹，菏泽花农被迫无奈，只好试着用“烧火龙”（即烧火炕）增加温度，用浸过桐油的毛头纸当玻璃进行光照，首次让牡丹隆冬开放，送进京城算交了差。后来，在故宫御花园、顾和园仁寿殿国花台（牡丹台）、白纸坊崇郊寺以及中山公园等处均有牡丹栽培，到了清末牡丹更是艳冠京华。

由此看，古代中国牡丹栽培的历史，形成以黄河中、下游为主要栽培中心，其它地区为次栽培中心或重要栽培地的格局。随着朝代的更迭，牡丹栽培中心随之变换，但主要栽培中心始终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其转移过程为：洛阳（隋）——长安 (唐)——洛阳（五代、宋)——亳州、曹州（明）——曹州（清）。这也是中国古代牡丹品种群形成和发展的主线。

（节选《中国选国花》 作者：蓝保卿 李战军 张培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