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杜甫一样，对国家命运有着极敏感的觉知，对百姓疾苦有极深刻的体验，对未来的安定富强有发自内心的渴望。

梁启超是一个著名的爱国者，尽管限于时代的视域不广，所以在探索国家前途命运的路上他曾犹豫彷徨，最终也未能找到最适合的路线，但他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的大业中矢志不渝。

他固执的认为中国尽管当时衰弱，但决不可轻视：

“自表面观，既已气息奄奄，危于风烛，然于其里面，实有所谓潜势力者，未可轻蔑视之也。”

在列强虎视眈眈，多方势力对中国瓜分切割的时候，他无法真正体会杜甫那种狂喜，却仍旧为千年前的胜利狂喜，依旧对现实满怀信心：

“我祖宗所留贻我之国性，成之固难，毁之亦不易……吾就主观方面，吾敢断言吾国之永远不亡!吾就客观方面，吾敢断言吾国之现在不亡!”

他甚至在多篇文章著作中非常直接的讨论”爱国论”“民族精神”“爱国”等话题，在《意大利建国三杰》中反复强调：“天下之盛 德大业，孰有过于爱国者乎?”在《德育鉴》中疾呼：“吾辈今日之最急者，宜莫如爱国。”

说起来，这一次在清华大学演讲，正是他放弃政治活动，投入教育事业，奔走各大学教导学生的其中一站。

他在大学的演讲中贯穿的总是热爱中国的思想。

他说：无论何种职业，都是国家所需要的。重要的是，“常常把爱国精神熔注在自己职业里头作职业生命。必如此，然后这种职业才有它存有的意义和价值”。

其实演讲中提到的三篇韵文中，梁启超都贯穿了一种相同的情感，那就是他的爱国情怀。

我们往往只注意到梁启超受胡适影响而投身国故研究，却忽略他在教书育人、引导青年人这方面的卓越贡献。

他跌宕沧桑的人生经历、对君主的深沉企盼对民生的热切关注、高蹈爱国主义的身姿，都是演讲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

梁实秋在《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中说“梁任公先生晚年不谈政治，专心学术”，就并不是梁启超从此不再过问政治国事，而是切实践行着文以载道的精神，将思想蕴藏于文中，情感涌动在演讲里。

也就是说，文以载道，爱国热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