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前145—前90），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仍发愤著书，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

本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精神，撰写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记载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内容，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

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东巡，封禅泰山。当时担任太史令的司马谈因病被滞留在周南，不能参与其事，心中愤懑，致病将死。临终前，嘱托儿子司马迁。正是这次父子对话，造就了伟大的历史篇章《史记》。

回顾家族显赫的历史，司马谈感到无比骄傲，他自豪地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司马氏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夏之世便显扬功名，职掌天文之事。可是，到了司马谈这一代，祖祖辈辈所经营的事业渐渐衰落，眼看着今天就有可能断送在自己手里。带着极度遗憾和失落的心绪，司马谈语重心长地叮嘱司马迁：“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谈希望儿子继做太史，接续祖先的事业，同时不忘自己想要撰写一部完整的历史著作的理想。

司马迁能否承继祖业，并实现自己未竟的宏愿？司马谈殷切地说：“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在司马谈看来，孝道不仅仅是奉养双亲，侍奉君主，最终在于立身，扬名后世，以显耀父母，这是最大的孝道。司马迁从小就接受儒家思想熏陶，备受经学大师董仲舒的影响，自然会对父亲的苦衷和期望心领神会。

为了鼓励司马迁，司马谈列举了周公、孔子的事迹，希望这些人能够成为儿子的典范，他谆谆教导：“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天下人为什么称道歌诵周公？只因他能够论述歌颂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邵的风尚，通晓太王、王季的思虑，乃至于公刘的功业，并尊崇始祖后稷。同样，为什么天下人崇敬膜拜孔子？那是因为周幽王、周厉王以后，王道衰败，礼乐衰颓，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典籍，修复振兴被废弃破坏的礼乐，论述《诗经》《书经》，写作《春秋》，学者至今以之为准则。正是他们两人在中华文明史上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被后人尊为万世师表，并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司马谈以周公、孔子激励司马迁，可谓用心良苦。

面对自己的不幸和愧怍，司马谈再次提醒司马迁：“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孔子在《春秋》哀公十四年春天，提到“西狩获麟”，并为此落泪而长叹“吾道穷矣”。孔子曾写歌：“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之后不久便去世了。司马谈提及获麟事件，无非是再次暗示司马迁，要有孔子一样的志向。孔子去世以来四百余年，诸侯相互兼并，史书丢弃殆尽，没有人能够续写历史。如今正好汉朝兴起，海内统一，遇到了明主贤君，还有众多忠臣死义之士。可惜司马谈作为太史，未能尽职，没有把这些人物予以论评载录，从而断绝了天下的修史传统。对此他甚感惶恐，而此刻，唯有寄希望于司马迁了。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再度回忆父亲的追问：“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父亲为何提及周公、孔子，为何要强调五百年这个时间节点？关键是，为何要提出“有谁能继承圣明时代的事业，修正《易传》，续写《春秋》，秉承《诗经》《尚书》《礼记》《乐经》的精神和宗旨？”意思不言自明，“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老父亲就是希望司马迁仿效周公和孔子。即使不能做到周公那样，也要向孔子学习，续写《春秋》。正是理解了父亲的意图，司马迁才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义不容辞。于是，“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把著述历史的责任从父亲的手中接过来。继任太史令后，太初元年（前104）正式写作《史记》，实践父亲论载天下之文的遗志，时年四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