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古代现实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杜甫一直以其忠君恋阙、悲天悯人的姿态去感受周遭的兴废变迁。无论身心如何疲惫，无论生活如何困窘，杜甫都一直密切关注着当时动荡起伏的时局战事，并将自己对时局战事的思考诉诸于诗。这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前人运用文学作品来阐述军事谋略、摭拾用兵得失的传统。就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而言，这些诗歌与杜甫忧国忧民、民胞物与的情怀是紧密相连的，也是杜甫之为“诗圣”、杜诗之为“诗史”的鲜明体现，其价值和意义不容低估。

孔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国家何尝不是。忧患意识是国家长久兴旺发达之本，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逸豫可以亡身，忧劳可以兴国”。即便四海无事，也不能陶醉于歌舞升平之中，而要居安思危，如孙武所言：“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亦如魏征所道：“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为此，我们必须随时做好应战的准备，未雨绸缪，防微杜渐。

在安史之乱未起之先，杜甫洞隐烛微，对安禄山的反叛之事早有预料。其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末两句“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饱含忧患意识，尤值玩味。对此，王嗣奭直言：“此岂忧家之穷？盖忧在禄山，知其必反也，乃知前群冰西下，‘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皆是隐语。”由此可见，该诗实是一篇“真恳切至，淋漓沉痛”的心迹之论。在此，杜甫以其满腔爱国热忱，委婉地向统治集团进言劝谏：在“渔阳鼙鼓动地来”的严峻形势下，朝廷更应提高警惕，加强防备；而不应耽于荒嬉淫乐，汩没于名利声色之场，毫不醒悟。

安禄山，身本“营州牧羊羯奴”，极尽夤缘谄媚之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顺次兼领三镇，实力非常雄厚，甚宠于李隆基和杨贵妃。他在范阳招兵买马，以蕃将代替汉将，治械储粮，收买人心，“恣意欢娱，滥赏以给军心，而严刑以箝众口，禄山叛逆之实成矣。”事实上，杜甫在其他诗歌中，对安禄山的这些异常举动亦早有所揭露，《后出塞五首》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杜甫看来，安禄山“起凌上郡，明有无君之心，特帝未之知耳。”这明显是朝廷的重大失误：对安禄山的阴谋诡计，听之任之，以致其羽翼渐丰，殃及江山社稷。以致天宝末年，四海鼎沸，皇朝危殆，銮舆播迁。

所以说，杜甫所言确属先见之明，只可惜不能为当朝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