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 ，我国先秦的南楚爱国大诗人，早在1953年纪念他逝世2300周年时，就已经与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文学家——拉伯雷和古巴作家与民族英雄——何塞马蒂 ，被奉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

而关于屈原投江自*的故事，可以说自司马迁著史至今就被广为流传。但屈原的死因，在海内外的学者和历史学家当中，可以说是人云亦云，有人说，屈原死于谋*，比如他的政敌令尹子兰；还有人说屈原的死是因为偷情——屈原与楚怀王的宠妃郑袖的暖昧关系被怀王得知后，怀王以公报私，便以政治名义放逐屈原，最后派人对屈原进行捕*：用袋子装着屈原，用绳子捆着，投入江中。

以至于人们说“端午节”的赛龙舟和包粽子都是源于屈原的被*：后人为了隐喻当时追*屈原的激烈场面，所以端午节要赛龙舟，；为了隐喻屈原被投入江中的悲惨事实，人们在端午节包粽子，因为糯米饭象征着屈原的肉体，粽叶象征着装他的袋子，粽丝象征着捆扎他的绳索，而把粽子投入水里，则象征着屈原被人淹死的真相。那么屈原投江自尽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屈原，作为伟大的爱国诗人，有关他的传记，却只有3篇：

（1）、司马迁的《史记·屈原列传》；

（2）、西汉刘向《新 序》卷七的《屈原传》；

（3）、 唐朝沈亚之的《屈原外传》。

在这仅有的3篇中，《新序 》还是杂史,是整合各种传闻材料写成的。《屈原外传 》更是主要叙述的是民间传说异闻，就等于是传奇小说。唯有出于历史学家司马迁之手写的《史记·屈原列传 》中所述的屈原事迹，还算是有可信度。《屈原列传》中有关屈原的传记与《史记》中其他人物的传记相比,不仅篇幅小，材料也很少，正如汤炳正先生的的考证所说：

”剔去传中所掺入的刘安《离*传叙 》中的两段文字, 减去传中所引屈原作品《怀沙 》一篇,再削去有关的背景材料,则传中属于屈原生平事迹材料的文字竟不满八百字 ! “

但是呢，就在这仅有的八百字的传记材料中，也并非句句都是真实记录、叙述上更是乱糟糟的，有些事情写的不清不白、前后颠倒，有些年代、时间都记述的不清楚，有些事迹更是不合乎情理。以古籍文献对其进行考证并合情合理地进行推断的话，更是疑点重重。对此，梁启超曾对《 史记 .屈原列传 》有评说：

”资料太缺乏的人虽然伟大奇特，亦不应当作竹，比如屈原 ，人格伟大但钭枯窘得很，太史公作《屈原列传 》， 完全由淮南王安的《 离騷序 》里面抄出 一 部分来 。传是应该作的 ，可惜可信的事迹太少了。 “

而《 屈原列传 》中的称谓前后也不同，即前半部分称屈平； 由“屈原至于江滨“的时候，开始改称屈原 。胡适曾因为”前后称谓不同“，对《 屈原列传 》的史料价值进行了否定，并认为历史上并没有屈原这个历史人物，是虚构的。其实，屈原在历史上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人物，并不是传说中的虚构人物。

楚国偏在南方,在当时被中原诸国视为“蛮夷之邦” ,北方人对他们的史籍文献根本不重视。二是时值春秋战国，兵燹不断，特别是秦始皇 ，楚霸王放两把火， 使上古典册丧失殆尽 。有关楚史的典籍文献很少很少。所以司马迁在作《屈原列传》时，掌握的文献材料非常有限, 但基于司马迁对屈原有很大的同情和敬仰之情，多方勾稽才撰写了这珍贵的”屈原传记“。所以这就很直接地导致了司马迁在写《屈原列传》时，不仅史料记载少、篇幅小，在叙述屈原事迹时，还出现了不载明年月、前后叙事颠倒、没有条理性，甚至疑点重重等等一些问题。例如关于屈原政治上的不幸遭遇，按《屈原列传》所载，屈原先被疏，继而被绌，继而被疏，至顷襄王时又被放。叙事很混乱，不合情理，让人很难信服。

在汉代，《史记》被视为“谤书”，因涉及批评时政，汉武帝因恼火怒而削之。现在成书的《史记》中有10篇是由褚少孙补苴的，所以《屈原列传》有可能受到过更改。

基于《屈原列传》中出现的错误和疑点，前人早有觉察， 例如，于慎行先生曰 ：

”《 史记.屈原列传 》… …中间疑有针文，如论怀王事引《 易 》断 之《 “王之不明，岂足福碑》。”即继之“ 令尹子兰闻之大怒”何文又不相蒙如此。“

在《屈原列传》中关于屈原在顷襄之初被流放的记载：

“ 屈平既嫉之, 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这段文字可以说是疑点重重：

1、屈原嫉妒的人是谁？

2、子兰所“ 闻”的是什么？

3、顷襄王的“怒”从何来？

我们先来看看在《屈原列传》中，这段话的的前面几句话写的是什么：

“ 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 不反也。”

这里的屈平既嫉之的“之”，到底指代的是谁呢？是顷襄王？还是令尹的子兰？首先，屈原没必要嫉恨顷襄王，因为屈原是亲齐反秦派,而顷襄王曾作为太子在秦国当人质,后因*死秦大夫“有私”后逃回楚国。怀王二十九年的秦国伐楚之役也就是因此而发生的，这在《资治通鉴》里面有详细记载。

同年又在齐国,当人质，在楚怀王入秦被扣留时，齐国顾全齐楚两国的友好关系,就让太子横回国继承王位。所以在反秦这一点上，屈原与顷襄王观点是一致的，所以屈原没必要嫉恨顷襄王。那么屈原嫉恨的是令尹子兰吗？也不是，这在文中有写：

“ 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指责子兰之过的人并不是屈原，而是楚人，所以说屈原嫉恨子兰的说法是没有依据可寻的。既然屈原没有指责子兰的言论，那么所谓的“令尹子兰闻之”的所闻，指的则是楚人指斥子兰的言论,而所谓的“令尹子兰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这样的事情就是空穴来风。屈原与子兰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厉害关系存在，子兰又何必要诬陷屈原呢？

根据史料记载，屈原是在怀王十八年“张仪佯去秦，厚币委质于楚”这件事情上，被罢绌的官职，自此再没有被朝廷起用过,这在屈原的《哀郢》中可以得到考证：

”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

既然屈原被绌，那他哪里还有机会再干预朝政？一个闲散贵族,就算有什么不利于令尹子兰的言论,子兰也不会对此介意,更用不着为此大动肝火，甚至指使人诬陷屈原，以此达到让顷襄王来严惩屈原的地步。再者说，楚国也没有放逐大臣的制度和例证，再或者说，即便有这种制度，对于一个失职多年、无足轻重的的屈原来说，不管是国君顷襄王，还是令尹的子兰，都没必要与屈原计较，更没必要将屈原赶尽*绝、放逐到远离郢都的荒蛮之地去。

秦在昭襄王二十八年，以白起为主将，对楚国发起了战事，他们先攻克了鄢、邓,楚都郢城是在第二年的农历2月份被攻陷的。白起拔郢是震动楚国朝野的一件大事情，这件事在《史记.楚世家》、《秦本记》、《战国策.中山策》里都有详细的记载。正如郭沫若所说：

”当爱国诗人屈原看到郢都沦陷、君臣溃逃、人民流离散亡时，内心被深深的震动了，而充满深哀巨痛的《哀郢》就是这个时候写的。而屈原的江南之行也是因为白起的拔郢所导致的流亡。”

这也就说明了白起拔郢的时候，屈原是尚在人世的，而屈原的《哀郢》也是因此才写的。但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对白起拔郢之事只字未提，白起拔郢不仅事关楚国的兴衰存亡，屈原的生死更是与其息息相关。于情于理都应该写进《屈原列传》。如果司马迁将：

“ 屈平既嫉之, 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这样的记载话语记载为：

“其后,秦大良造白起伐楚,先取鄢、邓,焚西陵,后拔郢。顷襄君臣溃逃至陈（今河南淮阳），后又迁于巨阳，安徽寿春，后流亡江南。“

这样的话，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的记载不仅与《楚世家》、《秦本纪》的记载相吻合,还能理清白起拔郢与屈原江南之行以及“ 怀石自沉汨罗江以死”的关系。所以是因为司马迁记载的疏忽——让屈原一生与白起拔郢失之交臂,所以才给后人留下了千古疑案。

可以说自郢都沦陷后，楚国的国势是一日比一日衰败，领土一天比一天减少，当楚国的巫郡、黔中郡也相继被沦陷的时候，这时的屈原感到楚国大势已去，复国已经没有希望，绝望之下才毅然赴水而死：

“含忧虞哀兮，限之以大故” 。 “知死不可让兮，愿勿爱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将以为类兮。”

正如苏轼在《屈原庙赋》里所说：

“生既不能力争而强谏兮,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

屈原自*的目的，无疑是想以自己的自*为代价，希望以此能震撼世人，能让楚国君臣上下所有人能醒悟、能有所振作,能够同心协力、救亡扶危,能让楚国的前途和命运得到改变。所以屈原之死并不是所谓的政敌之斗，又或者是情*。而是因为楚国的首都被白起率领的秦军攻破，祖宗的陵墓被如狼似虎的秦人焚烧。自己深爱的楚国已经无法拯救。自己的理想抱负彻底破灭，因此他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可以说屈原的死是他热爱楚国，热爱人民而又无能为力拯救的悲剧性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