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儒家和道家是中国思想中的两个主要流派，但事实上这是长期演化的结果。在公元前五到三世纪末，它们只是许多互相竞争的学派中的两派而已，历史上，我们把这一时期如此之多的流派称之为“诸子百家”。

历史上首先对“百家”进行分类的是司马谈（卒于前110年），他和他儿子司马迁著述的《史记》把前几个世纪的哲学家分为六家：

1，阴阳家。把宇宙归结于阴阳两个主要原则，两者相生相克，相反相成，进而产生中国人心目中的宇宙一切现象。

2，儒家。主要讲授古代的经书，是古代文化的传承者。孔子是这一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人物，因此西方称之为“孔子学派”。

3，墨家。这一学派内部有严格的纪律和组织。

4，名家。这一派的兴趣是分辨名实，就明它们之间的关系。

5，法家。这一学派源自一些政治家不赞成当时一些儒生强调政府要以德治国，认为好的政府必须建立在成文的法典基础上。

6，道德家或道家。这一派人的形而上学和社会思想都“尚无”，“无”也就是“道”并认为这是人的天性，也就是“德”。“德”是“道”在所有事物内的具体化，成为事物内含的能力。

后来的历史学家刘歆把诸子百家分为十类，除上述六家外，还有：纵横家，也就是当时的外交家；杂家，不拘于一家之言的折中派；以及农家和小说家。但是，刘歆在结论中也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意思是说小说家不如其它九家重要。

刘歆理论从政治和社会环境去探求各家的由来，其对各家的描述是中国史料学在这方面的经典见解。在公元前十世纪的中国，政治社会结构的顶端是国君和周王室，周王室是各列国的“共主”，周王室下面是数以百计的小国，分别由各自的国君统治。每一个小国的国君又把国土封给其家族成员成为诸侯。当时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是不分的，诸侯既是土地的领主，又是百姓的主人，普通百姓则称为“庶民”或“小人”。贵族不仅是政治经济权力的中心，还是文化的中心；各种有专长的人都要投靠诸侯，指望为其所用。普通百姓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自然也没有文化知识。这也是西周时期“吏师不分”的历史背景。

从公元前七世纪起，逐渐有贵族因战争或其它原因失去了土地和封号，降为“庶民”，同时也有庶民由于技有专长获得诸侯的宠信，成为高官。这是周朝礼乐崩坏的真正意义。不仅周王室的政治权力瓦解了，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制度瓦解了。在这一政治社会瓦解过程中，各种知识的官方代表散落民间，凭借他们的专门知识或技能，开馆收生徒维持生计，从而成为“师”。“吏”与“师”开始分离。这些教师各有专长，各自发挥自己的思想见解，于是，有的以讲授经书礼乐见长，被称为“儒”或“士”；有的精通兵法或武艺，被称为“侠”；有的擅长辩论，被称为“辩者”；有的以巫医、星相、占卜、术数见长，被称为“方士”；还有的人凭着对政治的实际知识，成为诸侯的顾问或官员；最后还有些人虽然具有学识才干，但对现实政治失望，遁入山林，被称为“隐者”。司马谈所称的六家就从这六种人形成。

套用刘歆的说法，儒家者流，盖出于文士；墨家者流，盖出于游侠之士；道家者流，盖出于隐者；名家者流，盖出于辩者；阴阳家者流，盖出于方士；法家者流，盖出于法术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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