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外公一家曾经在金陵东路居住过。外婆的父亲，我的太公，在金陵东路开过一家叫赵福记的理发店。从上海档案馆找到的资料显示，赵福记开设于1929年。

20世纪80年代，理发店恢复烫发业务。顾客在烫发时抓紧时间看书学习。追求美和知识，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 马建明 摄于赵福记

写赵福记，只是证明我和剃头店是有渊源的。言归正传，还是从我知道的剃头店写起吧。

我读小学的时候住在城隍庙附近民珠街阿爷阿娘的家里，福佑路上的庐山理发店是去的次数最多的一家剃头店。我喜欢坐在靠沿街的第一张椅子上剃头，因为有大玻璃，太阳光照进来暖暖的，冬天人尤其舒服。大玻璃上贴着一张价目表，底色是素雅的紫罗兰的渐变色，用娟秀的美术字书写令人一目了然。这张表是小爷叔画的，他那时在上海港务局工会做美工，六九届的高中生，改革开放后去上海大学的成人美术学院深造。若干年后的一天，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任教的画家黄阿忠和我谈及小爷叔，说他才气不够。我暗暗想，在那个年代，小爷叔能够在一张价目表上坚持自己的梦想，真的是不容易了。

在我童年的时候，每年“三抢”，阿娘总会带我到宁波乡下，为起早摸黑抢收抢种的孃孃做好后勤保障。孃孃插队在白米湾，剃头店设在大队部的院子里，十来个平方米。乡下剃头店少，剃头要排队。有一次我去剃头，遇到一条威风凛凛的大黑狗，在剃头店里来回巡视。据乡亲讲，这条狗是附近姜湖看山老人养的，凶得很，会咬人。有一次看山老人半夜起来上厕所，一不小心掉到粪坑里，是大黑狗把老人拖出来的。老人稳坐在椅子上享受着剃头的快感，大黑狗不时嗅嗅掉落的头发，它大概想搞清楚，为什么人类要割下自己的毛发。

等我读初中，就回到老西门父母的家里居住。剃头就去老西门的菊花美发厅。那时候，温州发廊还没来上海，本地理发店又新增了烫发业务，师傅们忙得不亦乐乎。焦灼的等待中，看到店堂里闪烁着一位美女理发师，貌美肤白，身材苗条，态度亲切，便暗暗祈祷，希望我的脑袋瓜子由她的红酥手来“轻拢慢捻抹复挑”一番，一定是“未成曲调先有情”了。

位于老西门的菊花美发厅

菊花美发厅背后的万生桥路，住着我的一位朋友黄进新，他是淮海路上沪江美发厅的副经理， 我们叫他阿黄。其师父是多次获得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的王聚武。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一家报社编副刊，采访过阿黄和他的师父。

菊花美发厅原经理陈林声在指导员工学习技术

那时候，王聚武还是沪江的经理，电影明星白杨、秦怡、张瑞芳经常到沪江找王聚武做头发。他先是向我推荐几款流行的发型，还提供了素描稿，然后请我体验一张价值十七万元的按摩椅。王聚武提供的发型见报后，读者反响非常热烈。我们办公室的小姑娘说，早上上班时，公交车上的乘客都拿着报纸与身边人商量，希望去体验一下新时尚。后来温州发廊在上海遍地开花，大大缓解了上海人剃头难的窘迫。特别是创新服务的“干洗”，在一阵洗洗捏捏之余，让人疲乏的身躯得到了放松，这是在传统剃头店从未有过的体验。

沪江美发厅职工为秦怡美发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去采访江宪律师，那时候他们的事务所还在衡山路上。他说附近有个剃头店洗头很不错，邀我去体验一把。店名似乎叫百合花，边上是后来名气很响的凯文咖啡馆。洗头后的按摩，用了精油，使颈椎的骨头缝缝道道里都很舒坦，但价格实在是贵，一次五十元人民币。我当时写过一篇《请客吃饭不如请客洗澡》的社会新闻，想不到请客洗头的新闻居然发生在自己身上，也算是时尚了一把。

在理发这档事上，有人偏爱怀旧，我父亲就一直喜欢去肇方弄口的剃头摊，剃头师傅比他的年龄还要大些，但手艺精良，关键是脾气对头，聊得上。再早些年，剃头师傅们则挑着一副担子，穿街走巷，大声吆喝，遇上有需要的百姓，放下担子，马上开业。这样的场景，现在只能从贺友直的连环画中去寻找了。

我搬家到老闸北后，喜欢到小区楼下的海潮理发店剃头。这是一家私人的理发店，传统手艺，人称修面一流。一个老师傅自豪地说，我以前在金陵东路的赵福记学过生意。母亲笑笑说，赵福记是我外公开的。

生存在社区中的海潮理发店，满满的烟火气

剃头的故事，也是我人生的点点滴滴。在拉拉杂杂的梳理中，找回了记忆，也找到了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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