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提及马君武，多半因为他直率勇武的个性以及那首让张学良终生恼恨的诗——《哀沈阳》。

在民国，马君武的身份实在有点尴尬。说他是大学校长、教育家，名头却大不过蔡元培。说他是国民党元老，人们记住了吴稚晖却想不起他。其实马君武早于1905年便在日本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1927年，马君武回到家乡，受广西省政府委托，创办了广西大学，并先后三次出任广西大学校长。1940年，年近花甲的马君武给广西大学留下“勤恳朴诚”的四字校训后，累死在大学校长的任上。

由于办学有成，“始终致力于改造中国的封建教育体制、极力推广现代高等教育的办学理念”， 时人将这位广西大学校长与北大校长蔡元培并列，一时有“北蔡南马”之誉，*更是称其为“一代宗师”。

可是，历史好像专开马君武的玩笑，这位民国元老、著名的教育家名噪一时、惊动后世的，更多的还是那首题为《哀沈阳》的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这是马君武1931年11月20日发表于上海《时事新报》上的两首“感时近作”诗中的一首。其时，日本关东军已经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由于主政东北的张学良坚决奉行不抵抗主义，以致日本轻而易举便侵占了辽、吉两省，黑龙江省也在迅速陷落之中。

这首《哀沈阳》一经发表，恼恨张学良三年前通电易帜不愿卖国的日本人闻风而动，在报上大肆攻讦张学良糜烂荒唐的私生活，以败坏张的名声。南京中央政府蒋介石等人也乐见由张一人来顶东北失土之责。如此这般，一首极为寻常的诗，终于弄出了巨大的动静，以致举国尽知，流传百年。打那之后，在国人的眼中，张学良便是一个性喜风流、为色祸国的花花公子，头上结结实实戴上了一顶不抵抗将军的帽子。

一首五言四句诗，竟有如此大的威力和影响!马君武大感意外，也颇为自得，竟自诩此诗堪称是民国版的《圆圆曲》。

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张学良因久吸鸦片，弄坏身子，正住在北平协和医院疗养。事变爆发当夜，张临时出院陪着英国驻华大使夫妇，坐在一个包厢里观赏梅派京戏《宇宙锋》。按理说国难当头，陪人看戏也是不合时宜，但当晚演出系为辽西水灾筹款，张学良出席应景自有道理。况有外国使节在侧，兼有外事活动性质，更是张学良这位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北方七省最高军政长官的职份所在。由此足见当时张学良根本没有时间与诗中所涉的三位女士演绎风流。

况且历史也证明，三位女士中，影星胡蝶与张学良终生未谋一面。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胡蝶正在天津，一周后才为拍电影《自由之花》抵达北平。稍有嫌疑的是朱五与赵四两人，但据张学良自己晚年口述，跟朱五小姐他连一句玩笑都未开过。至于赵四，两人早在1926年便相识了，至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二人相处日久，即便亲密厮守，也不应再作香艳故事来看。

论及马张二人之间的私怨，历史上好像确有其事。据张学良当年秘书惠德安回忆，九一八事变后不久，马君武曾担任过北平私立民国大学校长，由于办学基金甚少，必须另外筹措经费维持。因张学良此前就有创办东北大学和捐助大笔款项支持张伯苓先生主办南开大学的故事在，马君武便亲自登门拜访张学良，请其出钱助学，不料竟遭拒见。

尽管马君武后来放软身段，甚至不惜“低下勇武的头颅”，在张的公寓外苦守一夜，成功逼迫张学良出来见他，但张学良最终还是以“现今军事费用，已穷于筹措，先生所需经费，实在爱莫能助”为借口，当场回绝了马君武。

至于素来好交朋友、出手阔绰的张学良当时为何拒见马君武，惠德安说那是因为当时张的身体不好，加之东北局势紧张。言外之意，张无心搭理闲人。

但以马君武一贯的行事风格，若非倾心教育，让他低头求人几乎没有可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生都是人求他，唯有办学他求人。因此，他对张学良因恼生怨。

晚年的张学良对唐德刚（历史学家，著有《张学良口述历史》）就曾不止一次地提及这首诗：

——“这首诗我最恨了，我跟她(朱五)不仅没有任何关系，我都没跟她(朱五)开过一句玩笑!”

——“到底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我张学良如有卖国的行为，你们就是将我的头颅割下，我也是情愿的。”

看来在张心里，这首诗不仅伤害了他，而且冤枉了他，使他终生背负卖国的恶名。

(文章源自《文史博览》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