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孙子兵法研究》杂志社赐稿

原文载《孙子兵法研究》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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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孙子兵法》逆向思维的特征及其当代价值

文丨黄朴民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摘要：《孙子兵法》洋溢着辩证思维，主要体现为全局与重点的辩证统一、创新与守成的互为一体、实力与谋略的相辅相成、正向与逆向的浑然一体，以及强烈的忧患意识。本文旨在通过对孙子思维特征的考察，以揭示其科学理性精神的特色及其价值。

关键词：《孙子兵法》 战略思维 当代价值

《孙子兵法》是一部蕴涵普遍思想方法论的军事著作，它关于事物对立统一规律的朴素认知与透彻阐说，充满了辩证思维的哲理睿智。其思维的显著特色，就是能突破常规思维的平面化、单向性局限，于正常中发现不正常，于合理处找到不合理，从而帮助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事物的本质，更加科学地分析事物的利弊，更加从容地把握机遇，战胜挑战！

综观《孙子兵法》全书，其辩证思维精神可谓无处不在，如在强调“修道而保法”的同时，提倡“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既尊重法纪又超越法纪；在主张在军队管理上严格落实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基本要求前提下，又强调要赋予战场指挥员以必要的机断指挥权限，充分肯定了“君命有所不受”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在倡导将帅致力于廉洁自律、爱民如子的道德修养与人格塑造的同时，又清醒地指出廉洁、爱民所固有的弱点与软肋，以及可能导致的灾难性后果，“覆军*将，必以五危”，从而做到见利思害，见害思利。这样，就深刻地揭示了军事思维需要做到立体性、复合性、多向性，走出常态化、扁平型思维误区的一般规律。

“一阴一阳之谓道”，“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中国古典哲学的精髓要义，遂由《孙子兵法》一书而得以十分形象而具体的诠释。《孙子兵法》这种洋溢着辩证精神的军事思维，就其本质属性而言，就是超常思维，是屡试不爽的思想方法论，在今天依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本文旨在通过对孙子思维的考察，以揭示其科学理性精神的特色及其价值。

一、全局与重点的辩证统一

古人认为：“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因为“一域”不能代替全局，“一域”之得更不能弥补全局之失；同样的道理，必须以长时段来考察事物的性质与成败。一时的得失，并不应该影响自己最终的战略决策，不能让自己的决策理性为眼前暂时的利弊所干扰与左右。换言之，全局决定着一域的存亡，长久决定着胜负的归属，所以任何事业成功的关键正在于能否认识全局、驾驭全局，放眼于长久。而谋全局、观长远需要的是高屋建瓴、宏观控制的大见识、大魄力，处处高人一筹，方能时时占得先机。

历史上，那些成功的战略家总是善于从错综复杂的局面中清醒地分析敌我双方的优劣态势，充分考虑当时的战略地缘关系、综合实力以及战略布局与互动，在此基础上确定自己的战略目标，站在最高层次上寻求全盘皆活的战略转机。尤其是夺取和掌握战略主动，营造有利于未来发展的良好战略环境。

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之为“求全”文化，追求万全，争取圆满，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广大民众的心态意愿。似乎只有“万全”“圆满”，才算是实现人生理想的极致，达到事物发展的最佳。

在这样的“求全”文化氛围笼罩之下，孙子同样对“全”情有独钟。《孙子兵法》十三篇中，孙子提到“全”的地方多达十余处，如“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兵不顿，而利可全”，“自保而全胜”，“全国为上，全军为上”，等等。由此可见，“全”在孙子的兵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如同孔子学说的核心“仁”、老子学说的核心“道”、墨子学说的核心“兼爱”一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孙子看来，推行“全胜”战略是理之所宜，势之必然。因为它对己方来说，代价最小；对彼方来说，反抗最小；对普通民众来说，灾难最微；对天下来说，获益最大。无疑是最佳的选择，最合算的博弈。为此，孙子逻辑地推导出用兵上的最上乘的境界：“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主张用“全胜”之策角逐于群雄，争胜于天下：“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

显而易见，《孙子兵法》的精髓，就是善于从全局的高度，去认识决定战争胜负的要素，把握克敌制胜的奥妙，驾驭治军用兵的方法。无论是政治与军事主从关系的分析、经济与战争依赖性质的阐述，抑或是敌我战略优劣态势的判断，作战指导原则各个层面的协调，《孙子兵法》都具有鲜明的整体性、系统性、全局性、互补性的特征，如战略预测上的“五事七计”，治军手段上的“令文齐武”，作战方法上的“奇正相生”，战争观念上的“仁诡相济”，等等，无一不是以系统综合的视野切入，由全局呼应的途径造就。处处体现出纲举目张、举重若轻的大局意识和见微知著、占隐察机的预见能力。

这种全局意识，对于我们今天从事任何工作都具有弥足珍贵的启迪作用。就任何一个追求事业成功的人士而言，大局观可以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基本素质。只有看到事物的内在联系性，才不至于在应对时顾此失彼，左支右绌；只有认识关系的错综复杂性，才不至于在处理时挂一漏万，畸轻畸重；只有意识趋势的多样变化性，才不至于在前瞻时一厢情愿、进退维谷。从而以联系的观点审时度势，以辩证的态度关照一切，以互补的手段多管齐下，以稳妥的步骤循序渐进。防止因偏执一端而轻躁冒进，避免因忽略细节而功亏一篑。真正明白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道理，深刻理解红花还须绿叶扶的要义。很显然，立足全局，明了大势，关照整体，和谐协调，是推进事业并牢牢立于不败之地的前提条件，也是强本固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但是，关照全面，不等于事无巨细平均使用力量，恰恰相反，抓住重点，强调主次，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关键。最糟糕的情况，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芝麻西瓜满地捡”。

《孙子兵法》不愧为“兵学圣典”，对这层道理有十分深刻的阐释，在孙子看来，用兵作战最为忌讳的事情，就是平均使用力量，即使有极大的优势，但是如果不能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不讲主次，四面开花，全面受敌，其优势将不复存在，面面俱到，等于面面不俱到，什么都是重点，就没有了重点。所谓“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正确的方法是，在充分关照全局、有效照顾整体的同时，合理地配置有限的资源，突出重点，高明选择战略主攻与突破方向，集中优势兵力，“触一发而动全身”，中心突破，以点带面，创造最经济、最优先的效益，达成自己预定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将”，“并气积力；运兵计谋，为不可测”。

具体地说，能有“全胜”这样的境界，孙子无疑是崇高的理想主义者，但更加了不起的是，孙子同时还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考量问题的思维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但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则是突出重点，把握关键的。在他的心目中，“求全”只能是一面旗帜，一种理想，一个口号，如果过于拘泥胶着于“全胜”，而忘记了战争厮*这个残酷的铁血事实，将“理想”同“实际”简单地等同起来，则不免是“迂远而阔于事情”，自欺欺人了。换言之，孙子已清醒地认识到，一味追求万全之策是不现实的，因为“先作万全之计，然后图彼。得之则大克，不得则自全”，“全胜不斗，大兵无创”云云，只能看作是一种理想的追求，事实上天下之事很难有真正的万全，更不应为追求万全、争取圆满而患得患失，瞻前顾后，投鼠忌器，优柔寡断，以至于错失战机，陷于被动，与成功失之交臂，图虚名而处实祸。即所谓“搏两兔，则不得一兔”！

正因为孙子早已将这层关系明了于胸，所以他在“仰望星空”、高举“全胜”这杆大旗，理念上汲汲追求万全之策的同时，在具体操作的层面上始终“脚踏大地”，磨励“战胜”这把尖刀，注重“取偏”的实效，特别强调突出重点，主张集中兵力，发挥优势，寻找突破口，各个击破，在此基础上扩大战果，克敌制胜。

由此可见，在“兵圣”孙子那里，理想上求“全”与操作上重“偏”是高度统一的。孙子真正明白了“舍得”这层道理，得与失是辩证的，福与祸是相依的，舍得、舍得，说到底，是有舍才有得，所以孙子强调五“不”：“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地有所不争，城有所不攻，君命有所不受”，决不能为求“全”而大包大揽，决不应为“全胜”而放弃“战胜”，一切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牵一发而动全身，“以正合，以奇胜”。应该说，孙子这种剑走偏锋的思维方式充满深邃的哲理精髓，老子说“少则得，多则惑”，其所体现的精神旨趣，正与孙子“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的基本理念相吻合。

很显然，孙子有关“求全”与“取偏”平衡统一的辩证思维，反映了理想与实际的统一，终极目标与阶段任务的统一。这在今天也是很有价值的，不无重大的启迪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高明的领导艺术，它提醒人们，凡事都要设立一个远大而崇高的理想目标，朝着“尽善尽美”的方向去积极努力。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则要摆正位置，放低身段，调适心态，尊重客观现实，不作超越个人能力与水平的企冀，特别要防止出现一味求稳求全，事事渴望圆满的行为方式，这包括计划方案制定上的面面俱到，方方皆足；博弈竞争活动中的通吃不漏，竭泽而渔；人才选拔任用上的求全责备，一杆标尺。总之，“求全”只能是理想，是旗帜，是鼓舞人心，激励士气的美妙图景，“取偏”才是现实，是手段，是真正可以践行、可以落实的选择。这也许可以称作为“取法其上，得乎其中”。至于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更有必要借鉴孙子的用兵真艺术，人生大智慧，做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水无常形，兵无常势”，分清缓急，甄别主次，开拓重点，把握关键，集中兵力，各个突破，先捡西瓜，后捡芝麻，而千万不可不分重点到处撒网，平均使用力量，导致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甚至芝麻西瓜统统丢光的局面发生。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孙子兵法》全书既坚持全面论，更强调重点论。其所有命题，均以两点之中抓重点的方式来表述，如攻守一体，以进攻为重点；奇正相生，以出奇为优先；主客相对，以客为侧重；常变并行，以变为主体。利弊相杂，以避害为中心：“全胜”“战胜”不可或缺，而以“战胜”为重中之重；“避实”“击虚”相辅相成，而以“击虚”为根本选择。

《孙子兵法》这种思维模式，是符合辩证法的基本原理的，在哲学上，同一个事物内部往往存在着矛盾的两个方面，这之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决定和制约着矛盾的次要方面。因此，要处理和解决矛盾，就必须从处理与解决矛盾的主要方面入手，从而事半功倍，水到渠成，以四两拨千斤，以抓纲而举目。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把两点论与重点论简单地对立起来，不能让关照全局与强调中心机械地割裂开来，面对风云变幻的形势，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面对纷至沓来的矛盾，面对形形色色的压力，切不可不择主次平均使用力量去应对，见招拆招，而必须沉着镇静，以静制动，突出中心工作，解决关键问题，循序渐进，化整为零，真正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二、创新与守成的互为一体

任何事物活力渊源于锐意开拓，不断创新。《孙子兵法》从本质上说是创新的过程，创新的成就。换言之，“创新”精神融入了《孙子兵法》的整个过程，是《孙子兵法》之所以能够超越其前代兵学理论，独领风*的根本标志。

《孙子兵法》的创新包括观念的创新、战法的创新、思维的创新等多个层次、多个方面。具体而言，就是对“古代王者司马法”的创新与超越。

“古司马兵法”的军事思想，其主要特点是在战争观、治军理论、作战指导思想原则上，充分反映和贯彻“军礼”的基本精神，提倡“以礼为固，以仁为胜”；主张行“九伐之法”，“不鼓不成列”，“不*黄口，不获二毛”；“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贵“偏战”而贱“诈战”，“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这正是汉代班固所指出的“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

《孙子兵法》则完全不同，它排斥了“以礼为固，以仁为胜”的旧“军礼”传统，提出了一系列反映时代要求、迎合新的战争形势的兵学理论，用“兵以诈立”“兵者诡道”取代“鸣鼓而战，不相诈”；用“掠乡分众”“堕其城，毁其国”取代“不*黄口，不擒二毛”；用“兵贵胜，不贵久”“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取代“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及三舍”。通过这些全方位的创新，使其兵学理论成为与时俱进、满足现实的战争指导原则，实现了中国古典兵学一次具有革命性意义的飞跃。

《孙子兵法》的创新意识，对我们今天从事各项事业也同样具有深刻的启示。故步自封、墨守成规是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抱残守缺、得过且过是人生进取中的致命弱点。要提升境界，实现升华，关键在于绝不安于现状，能够以“知昨非而今是”的健康心态，对旧的传统、旧的模式进行挑战，不落窠臼，打破常规，勇于开拓，锐于创新，做到百折不挠，一往无前。这也就是《易经·系辞》上所说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

当然，创新不是不着边际的胡来瞎搞，不是割裂传统的标新立异，那样，创新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反而会未获其利而蒙其害，导致出尔反尔、朝令夕改的乱象丛生。我们必须有这样清醒的认识，没有传承就无所谓发展，没有积淀就谈不上创新，不能将创新当作标签到处乱贴，刻意标新立异。真正的创新，是继承与汲取传统基础上的开拓，是尊重与借鉴前人前提下的进取。这方面，《孙子兵法》同样为我们提供了明亮的镜子。

毫无疑问，孙子不仅致力于创新，而且同样立足于传承，两者，在他身上得到了有机的统一。所谓“前孙子者，孙子不遗”，这洵非虚言。具体地讲，“古司马兵法”的存在，毕竟为孙武构筑其兵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可资借鉴和汲取的丰厚思想文化资源。换言之，《孙子兵法》之成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古代王者司马兵法”的具体继承与扬弃，这不仅仅体现为兵学原则的全面归纳和总结，而且也反映为文字语言的广泛袭用转引。《孙子兵法》中所谓“用兵之法”“法曰”等内容，实际上就是已佚失的上古兵学著作之基本条文，既“述”且“作”乃是孙子思想体系的重要特色之一。对此，笔者曾在《从〈文选注〉看〈孙子〉成书的渊源》一文中详加考论，指出孙武在撰著《孙子兵法》过程中，曾大量引用了“古代王者司马兵法”的内容。这种引用，大致可以划分为四大类，一是明注出处，如《军争篇》所云“《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等。二是以“法曰”“用兵之法”方式征引，如《形篇》云：“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军争篇》中的“用兵八法”；等等。三是不注明出处的原文照录，如《文选》李善注征引文字所涉及的“兵者诡道，能而示之不能”“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火攻有五”“始如处女”等等。四是大意概括式的征引，如《军争篇》曹操注引《司马法》：“围其三面，阙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这在《孙子兵法》中，遂被概括提炼为“围师必阙”四字。又如“古司马兵法”关于将帅机断指挥权的论述有“阃外之事，将军裁之”，“进退惟时，无曰寡人”，在《孙子·九变篇》中被总结为“君命有所不受”这一重要原则。强调“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虽然彼此文字言辞有所出入，但意义相近。情况虽然各式各样，但是，孙子撰著《孙子兵法》有丰富的前人兵学著作可以参考借助，因藉汲取乃是不争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孙子兵法》既是孙武本人的天才创造，也是前人兵学智能的浓缩总结。

很显然，孙子固然汲汲于创建崭新的兵学理论，但同时也充分吸取了以往兵学的合理成分，孙子对前人的兵学思想抱着温情尊重、同情理解的立场与态度，他的著作中直接引用了《军政》等“古司马兵法”系统军事文献的言辞，也保留了“穷寇勿迫”“合师聚众”等有价值的兵学原则，从而在新与旧、常与变的结合上找到了最佳的平衡点。

英国军事学家富勒曾经这么说过：“世界上没有绝对新的东西，我曾说过，学员只要研究一下历史，就可看出，战争的许多阶段将再次采用基本相同的作战形式。只需进行一些研究和思考，就会认识到，过去所采用的所有战略和战术，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是根据军事原则制订的。……无论军队是由徒步步兵、骑兵，还是由机械化步兵组成，节约兵力、集中、突然性、安全、进攻、机动和协调等原则总是适用的。总之，摩托化和机械化只是改变了战争的条件，即改变了将军使用的工具，而不是他的军事原则，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就时间的角度说明军事学传承与创新乃是互为一体的，具有永恒性和稳定性，孙子的理论建构与战争实践，充分呈示了这个文化特征，这正是其军事思维卓越的又一个鲜明反映！

三、实力与谋略的相辅相成

不管《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古典小说把“锦囊妙计”吹嘘得如何神乎其神，也不管《三十六计》等坊间兵书把“骗人招术”摆乎得怎样煞有介事，战争归根结底是拼实力。这就是说，军事实力是军队综合战斗力的具体表现，也是战争的物质基础。在军事斗争中，奇谋妙计固然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但从根本上讲，强大的军事实力才是真正决定战争胜败天平上的砝码。因为不仅“伐兵”“攻城”离不开一定的军事实力的巧妙运用，就是“伐谋”“伐交”也必须要以雄厚的军事实力为后盾，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是这个道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时期，《孙子兵法》的谋略智慧犹在，但是，由于双方实力已不在一个平台之上，清王朝这边，是封建落后的农耕文明，而其对手一方已进入近代工业文明，所以，较量的结果，是每打一仗，失败一次，这中间的关键，就在于双方实力上的严重失衡！

综观古往今来的战争历史，无一不是力量强大的一方战胜力量弱小的一方。即使本来是弱小的一方，要最后战胜力量强大的一方，也是由于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逐渐完成优劣强弱态势的转换，使得自己的力量最后从总体上超过了最初力量强大的一方而实现的，摧枯拉朽，所向披靡，这实实在在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战争一般规律。杜甫诗云“诸葛大名垂宇宙”，但是不论诸葛亮怎样足智多谋，忙前忙后，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六出祁山，北伐中原，但到头来依然是僻处西南一隅，“出师未捷身先死”，就是因为蜀汉与曹魏实力之比，实在太过于悬殊了，“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众寡不侔，攻守异体”。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诸葛亮“连年动众，未能有克”的命运乃是注定了的，后人们只能替他一掬同情的眼泪而已，“长使英雄泪满襟”。隋王朝一举灭亡南朝陈国，完成统一南北的大业，人心向往统一、战略决策高明、作战指挥卓越固然是十分重要的原因，但是归根结底，在于隋王朝包括军事在内的综合实力，较之于陈后主方面，好比是“以镒称铢”，占有压倒性的优势。

孙子对这一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孙子兵法》中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军事实力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军事实力运用的原则和实力建设的方法、途径诸问题。在孙子看来，要战胜对手，“先为不可胜”是基础，首先要做到“不可胜在己”，做大自己，做强自己，牢牢立于不败之地。为此，孙子将实力建设置于克敌制胜的关键地位，在他的心目中，“先为不可胜”，“胜兵先胜而后求战”是实力政策；“胜兵若以镒称铢”“以碫投卵”是实力体现；“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即“强攻弱守”是对实力的战略运用；“修道而保法”是发展军事实力的基本原则，而“善战者之胜也，无奇胜，无智名，无勇功”“胜于易胜”则是实现实力政策所要达到的上乘境界。孙子认为，战争指导者必须依据敌我双方物质条件的优劣，军事实力的强弱，灵活采取攻守两种不同形式，积极寻求和利用敌人的可乘之机，即所谓“以待敌之可胜”“不失敌之败也”，一旦时机成熟，便果断采取行动，乘隙蹈虚，以压倒性的优势，予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者，形也”。以达到在战争中保全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认为唯有如此，才是真正“能为胜败之政”，成为战争胜负的主宰。应该说，这一作战指导思想是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

认识军事实力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不等于顺理成章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实力，更不意味着能淋漓尽致运用和发挥自己的实力，在战场交锋中所向披靡，战无不克。用孙子的话说，便是“不能使敌可胜”，“胜可知，而不可为”。孙子之所以高明，见识远胜于其他军事家，乃在于他在宏观上认识战争中军事实力的地位作用的基础上，又系统地论述了运用军事实力的原则，从而使自己以实力致胜的理论体系完备，逻辑严谨，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和深刻的启示性。这种运用实力的方法，就是所谓的谋略，孙子对此，是高度重视，详加阐释的，“上兵伐谋”就是最简洁也是最高明的表述。

孙子重视军事实力，可他又认为光有军事实力还不够，关键在于如何把军事实力淋漓尽致运用起来，发挥出来，也即使静态的“力”转化为动态的“势”。换言之，实力是“水”，如果不去激活它，它可能会是一潭死水，必须让它流动起来，将其能量尽情释放出来。这个过程，就是战争指导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运用谋略克敌制胜的过程。在孙子看来，所谓“势”，就是“兵势”，它作为中国古典兵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主要是指军事力量合理的组合、积聚和运用，充分发挥其威力，表现为有利的态势和强大的冲击力。换句话说，“势”是战争指导者根据一定的作战意图，匠心独运，灵活地部署使用兵力和正确地变换战术所造成的有利作战态势。为此，孙子本人曾用十分形象的比喻来说明“势”的特征：“势”就是转动大石头从万丈高山顶上推滚下来，或者是像湍急的流水以飞快的速度奔泻，以至把河床上的石头给冲得漂浮起来。“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在这样强大“势”的冲击面前，任何敌人都无法抵挡，遇之者毁，触之者折，抗之者灭：“故智者从之而不释，巧者一决而不犹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瞑目，赴之若惊，用之若狂，当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御之。”

概略地说，“形”为实力，“势”为对实力的巧妙发挥与高明运用。要战胜对手，首先是要做大、做强自己，“先为不可胜”，牢牢立于不败之地。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但是，拥有实力，只意味着胜利有了可能性，并不等于胜利有了现实性。由此可见，在孙子那里，加强实力建设与运用智慧谋略是辩证统一的，是一个问题的正反两面，不可偏废。实力建设是基础，在拥有强大实力的基础上，作战指导者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运用智谋，去夺取战争的胜利。前者是“积形”，后者就是“度势”“借势”“造势”“任势”。这实际上是一个哲学的命题：尊重客观规律性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加强实力建设，这是尊重客观，遵循客观规律性；而运用智慧谋略，则是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注意尊重客观实际，遵循客观规律性，是所谓“胜可知，而不可为”；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是所谓“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

实力与谋略的关系，孙膑“田忌赛马”的故事，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孙膑为田忌出招：用上驷去同对方的中驷比赛，用中驷去同对方的下驷较量，用下驷去和对方的上驷角逐，这样，比赛的结果，是输一局，赢两局，2∶1，三局两胜，最终赢了。这表现谋略有用，在双方实力相差无几，处于相对均称平衡状态下，谋略能起到四两拨千斤，打破平衡，成为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的关键性作用。但是，如果再追问一句：假若你的马都是下驷，无论怎么排列组合，比赛的结果都只能是0∶3，三局皆输，毫无取胜的可能。

遗憾的是，后世那些兵学理论家，大多眼光不及孙子，观察事物，考虑问题往往是单向性思维，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总是人为地割裂孙子思想的内在逻辑体系，忘记或忽视了注重谋略与发展实力在孙子那里乃是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是辩证的统一。他们只倾心于用计谋、施损招，而没有充分认识到实力是计谋之“体”，计谋是实力之“用”，体用和谐，方能克敌制胜，结果是流露轻视实力建设的倾向，什么“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智不斗多”“贵谋而贱战”的种种高论大行其是，甚嚣尘上，一手硬，一手软，光讲谋略而忽视实力建设，这无疑是中国传统军事文化中存在的一个很大弊端。

四、正向与逆向的浑然一体

另类思维，剑走偏锋，往往能起到特殊的效果，达成意外的收获，此所谓“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孙子兵法》之所以能享有“百代谈兵之祖”的美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往往不按常规出牌，常常有出人意表的哲理阐发。例如，有关军队法规制度的实施，通常的做法应该是，照章办事，令行禁止。《孙子兵法》承认与强调这一规则，但它又认为，仅仅如此，还是不足以打造一支所向无敌的军队的，在特定条件下，必须剑走偏锋，另出奇招，有变通，有另类。所以，它又提倡“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意谓为了激发士卒的*敌之心，必要时就要施行超出惯例的奖赏，法外施恩，颁布不合常规的命令，莫测高深。又如，军队驻扎与布阵，通常的处理当然是“前左水泽，右背高陵”，“前死后生”，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却要反其道而行之，“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再如，有关军队的人员优势问题，既一再提倡要占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十则围之，五则攻之”，“以十攻其一”，又不机械对待，主张精减与压缩人员，“兵非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

例如，集中优势兵力，在全局或局部上造成“以镒称铢”的有利态势，各个歼灭敌人，乃是夺取战争胜利一个不可忽略的环节。这也是一个正向部署和指挥军队的通则，孙子主张“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强调“我专而敌分”“以十攻一”，就是对这个通则的肯定与提倡。认为，要确保掌握主动权，使胜利的天平朝着自己一方倾斜，就必须在战场交锋时集中优势兵力，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

孙子之后的兵家，也一致强调集中兵力的必要性，如《淮南子·兵略训》就曾用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层道理：“夫五指之更弹，不若卷手之一挃；万人之更进，不如百人之俱至也。”《百战奇法·形战》则更明确指出“以众击寡，无有不胜”。

通观西方代表性的军事学著作，集中兵力，将决定性的力量投入决定性的地点，也是军事学家的普遍共识。克劳塞维茨就一再强调集中兵力为“最普遍的制胜因素”：“数量上的优势不论在战术上还是在战略上都是最普遍的制胜因素。”“人们必须承认，数量上的优势是决定一次战斗结果的最重要的因素，只不过这种优势必须足以抵消其他同时起作用的条件。从这里得出一个直接的结论：必须在决定性的地点把尽可能多的军队投入战斗。”他的观点，也为其他军事学家所普遍认同，如若米尼指出：“腓特烈大帝的作战报告已开始使我发现他在莱顿（利萨）大获全胜的秘密。我认为这个秘密实在很简单，就是集中他的主力去攻击敌人的一翼而已。”当然，孙子的思想是辩证的，他认为：在特定的情况下，不能一味地强调集中兵力，也有必要进行积极的分散兵力，以策机动。换言之，兵力集中与分散，乃是有机统一的，一切以“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的原则为出发点，为上策。孙子强调“以分合为变”；后人更将此概略地揭示为：“分不分，为縻军；聚不聚，为孤旅。”

孙子的“穷寇勿迫”主张，更是这种偏锋意识、另类思维的一个显著例证。通常的理解应该是，对穷途末路的敌人，宜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穷追猛打，尽敌为上，除恶务尽，不能放虎归山，养虎为患，以防止其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于是乎“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也就成了对敌斗争的主旋律。

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看问题，我认为孙子“穷寇勿迫”的原则不无道理。政治生态学的基本原则之一，是除恶不能务尽。留有对手，留有敌人，恰恰是我们自身存在与发展的前提。一个人，一个团队，一支军队，一个国家，不怕有对手，最怕的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这时候，你就会忘乎所以，得意忘形，趾高气扬，让胜利冲昏头脑，最后导致在阴沟里翻船。所以，高明的战略家总是能留有余地，对敌手不汲汲于赶尽*绝，懂得水涨船高的奥妙，拿捏分寸，恰到好处，收放自如，见好就收，因为他们知道，善于妥协，乃是最大的战略智慧。

事实正是如此，“不善人者，善人之资”，要生存，要发展，必须保留对手，形成互动，正是因为有百事可乐的存在，才有可口可乐的长存不衰；正是因为有空中客车的强劲挑战，才有波音飞机的持续进步。

同样的道理，《孙子兵法》所汲汲强调的“将有五危”，也是其偏锋意识的集中体现。

孙子在《计篇》中曾经提出了将帅的“五德”：智、信、仁、勇、严。细究起来，《九变篇》中包括“廉洁”在内的“五危”，其实是可以和“五德”一一对应的。这种“五危”，诚如钮先钟所言，是“五德”在具体运用上造成的偏差所致。孙子认为，优秀的品德也会给自己带来软肋，给自己带来一定的危害。比如说，勇敢本来是一个美德，但如果总以必死来自律，则很可能会陷入敌人的圈套白白送命；智本来也是美德，但如果总以智相求，换取生还的机会，那就会缺乏冒险精神，直至战场甘做俘虏；信本来是美德，但如果总是循规蹈矩，眼看既定目标无法实现之时，那就会盲目追求速度，终被戏耍；严本是美德，但是如果过于爱惜羽毛，一味追究严于律己，那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最终自取其辱，并且会非常在意外界的看法，别人的评价，容易被虚名所累，最终招致祸端，以致为敌所乘；仁本是美德，但如果不分场合地婆婆妈妈，最终就会造成自缚手脚、寸步难行的局面，陷入不可收拾的困局之中。道理很简单，像视死如归，善于保全，斗志激昂、廉洁自律、爱民善卒，都是公认的“美德”，只要是正常智商的人对这些都会加以肯定和赞同，大家都肯定，都赞同，都强调，都提倡，都推动，那么就很容易将事物推到极端，而一旦事情到了极端，则必然走向反面，即所谓“真理过了一步，便成了谬误”。

更重要的是，从“杂于利害”的基本哲理看，任何事物都包含着正与反的两种因素，利中有害，害中有利。最坏的东西，也有其合理的成分，所谓“天无弃物”，“天无弃人”。一样的道理，最优秀的事物也有它的短板，也有它的软肋。即使是号称治国安邦的“六艺”经典文化，其不足之处也客观存在，无可否定。《礼记·经解》对此就有很好的诠释：“《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可见，老子所说的“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乃是放之四海皆准的颠扑不破之真理。

综上所述，可见剑走偏锋，另类思维，是《孙子兵法》思维理性的显著特征之一。这种偏锋意识，无疑是我们今天应该借鉴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固然是处理问题的重要原则；然而，别出心裁、出奇制胜，更常常是达到目标的有效手段。人们跳出常规思维的窠臼，用反向思维、另类思维对待事物，处理问题，另辟蹊径，歪打正着。切忌因拘泥经验、恪守规矩而瞻前顾后，患得患失，优柔寡断，投鼠忌器，以至于错失良机，葬送前程。更不应该丧失定见，随波逐流，一窝蜂去效仿时尚，追逐潮流，人云亦云，亦步亦趋，邯郸学步，东施效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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