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两天就已经购买好了周一上午回鹤壁的高铁票。到了周一，上午十点便从家里出发去地铁站，走前儿子一个人在家上英语网课，他很淡定地跟我说再见，而我内心生怕他突然表现出不忍分别的样子。

在知春里站登上地铁，车厢里乘客不少，每边六人的通排座位都已坐满了，还有很多站着的人。我在车厢的靠近司机的顶头车厢里站着，靠在驾驶室后壁的拐角处，背着一个书包，还提着一个提兜，里边鼓鼓囊囊的都是书，挺沉的。望向整个车的尾部，中间还隔有很多节，车厢里的人随着地铁的弯曲甩来甩去，就像儿时老鹰抓小鸡游戏里母鸡后边的小鸡队伍，可是每个人都盯着自己的手机屏幕，淡定而从容。

在知春路站下了一些人，也有更多的乘客上来，其中有两位作伴的女士抢到了左边通排座位的中间两个空位。也许是因为疫情的缘故，平时在座位上大大咧咧叉腿扩肩的乘客都收缩了很多，戴着口罩，盯着手里的手机，拢胳膊拢腿地坐着，仿佛生怕那随时可能出现的、但几率很低的病毒会侵入自己的体内。两位女士关系显然是要好的同伴，她们坐下后，穿浅紫色波点连衣裙的那位拿出手机开始看，而穿暗红连衣裙的那位女士并没有立即拿出手机。

满车厢的人，唯独这位暗红连衣裙美女没有看手机，这倒引起了我的好奇，我就仔细观摩起来。由于车厢里人很多，没有人注意到我在观察一位女乘客，再说，大家都各自盯着自己的手机看呢，没空也没兴趣去看我这样一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人到底在看什么。

这位穿暗红连衣裙的女士扎个马尾辫，带个大口罩，脑门挺大，和对面坐的另一位女士发型一样，几乎看不出区别。口罩不仅把病毒隔离了，也把人们的一些区别掩盖了。所以强调个性化的西方国家老百姓就不爱戴口罩，一旦政府让他们戴口罩，他们就感觉如丧考妣，气急败坏，一言不合就要上街游行示威，顺便抢他丫的几家大户。

马尾辫女士，腿上放着一个大大的coach包，她慢慢的特温柔地拉开拉链，从包里面的一个小挂袋里取出一支护手霜，拧开盖子，往手背上挤了一点儿，打算合上盖子时，手一抖，盖子掉了，她和她同伴赶紧低头在车厢里寻那个小盖子。

可惜车厢里人多，目及之处皆是穿着各式鞋子的脚，她们努力地四下看看，一无所获，便放弃了。

看手机的女伴继续看手机，马尾辫女士先把没盖子的护手霜口朝上竖插到小挂袋里，立即感觉不合适，又取出来，寻思下又*进去，但没敢把大包的拉链拉上。然后，她开始慢慢的双手互相涂抹着，很细致，感觉护手霜能在她白皙的手背上呈现单分子层的稳态分布，完全可媲美著名的薛其坤院士为了测量分数量子霍尔效应，所制作单分子层样品，而薛院士的这项工作被更著名的杨振宁科学大家推崇为准诺贝尔奖项目。

经过一番细致地摩挲，女士刚涂抹完手油，地铁便到了海淀黄庄站，下去了很多人，座位空出不少，女士和她同伴赶紧移臀到对面坐，主要为了从新的视角寻找护手霜瓶盖，很幸运，那盖子就在她们刚才坐的座椅下边，同伴赶紧帮她捡了起来。两人拿到瓶盖，二人同时都出了一口气，然后又坐回原位。

马尾辫女士，把护手霜瓶取了出来，给她同伴手上也挤了一些，她同伴草草的抹了抹就又看起手机，大概看的是“抖音”，边看边笑，但没有发出声音。她把没盖子的护手霜插入包里后，从包里取出一包湿纸巾，轻轻地撕开口，取出一张略小于《新华字典》纸张大小的纸巾，然后用纸巾开始擦拭护手霜瓶盖子。瓶盖子本就不大，这位女士把纸巾旋了一个尖角，顺时针在盖子里边慢慢的认真的擦了一圈，然后把纸巾摊开翻过来折叠两下擦拭小瓶盖的外围。等擦完盖子，地铁已经跑出去好几站了。

女士拿着自己感觉擦得满意的盖子，一圈一圈地拧到护手霜瓶子上，随后插进包里，这才把coach大包的大拉链缓慢匀速的拉上。她弄完这一切，右手不经意的拍了下包，然后又不经意的把头抬起来眼睛向周围巡视了一圈，也许没看到有人注意她，她才像真的完成一件大事似的轻松了下来，侧脸瞄了几眼她同伴在看的手机界面。

到这时候，我感觉自己也才放松了下来，内心也庆幸她幸亏没注意到我在观察她。我想，这下她该拿出手机看了吧。只见这女士没按我预想的拿出自己手机看，而是小声嘀咕后把她同伴手机要了过来，她拨了一个电话，就听她大声急促的说：给你说了，今天我手机坏了，你一会在站外边等着我们。说完就挂了。这时候车厢人不多，所以我能听她说的这几句话。

车一停站，女士和她同伴就站起来下车了。下了车，我从车门看她左手里还紧紧攥着那张用过的湿纸巾，也许是她没找到垃圾桶，走了两步，然后一回头拉着她女伴朝洗手间方向去了。

我又坐了几站到六里桥站，下车后转9号线去北京西站。

2020.8.18 23：21 岳银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