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西夏王朝是由党项民族建立起来的，所以西夏一直以武力为立国之本。与此同时，党项族作为少数游牧民族的代表，除了善于骑马射箭外，对驯服极具野性的动物也是别具一格的。而与中原人不同的是，他们所驯养的绝非是牛、马，羊这类常见的牲畜。

“西夏国贡进物件：细马二十匹、麄马二百匹、驼一百头、锦绮三百匹、织成锦被褥五合，苁蓉、矸石、井盐各一千斤，沙狐皮一千张、兔鹘五只 、犬子十只……本国不论年岁，惟以八节贡献。”

这是当时的西夏进贡给契丹的物品清单，其中兔鹘就是现在常说的鹰。物以稀为贵，虽然只有五只鹰，但是也足以可见西夏对鹰的重视程度是极高的，不然也不会出现在朝贡之列。但西夏为何会对难以驯服的“鹰”念念不忘的呢？这或许也是众人的疑惑。

事出必有因，西夏对猎鹰的态度也正是如此。因为对生活在宁夏地区的党项族来说，狩猎成为了他们不可逃避的生存话题。而猎鹰凭借能够飞翔在天空，更容易寻得猎物的行踪而被重视起来。

所以说，起初的猎鹰所满足的就是人们基本的生活需要，但随着人们对自然的事物的崇拜不断加深，猎鹰也成为了赞颂的对象。

经过对史料的分析研究，猎鹰其实在古代有着各种各样的名称，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便是“海东青”，除此之外还有白鹰、兔鹘、吐鹘鹰等。从名称的叫法上就能够看出，当时对猎鹰功能的定义，便是依据它能够捕获兔子而赋予的。

“空中黑雕，虽下大雨，不躲树间；谷中角鸱，飞有远力，岂到于天。”

《西夏谚语》中记载：“勇鹰险处抓兔子，老虎情面狐饮酥。”等其他诸多的文字记载。由此可见，猎鹰对于党项族的人们来说已经和生活融为一体了。而伴随着少数民族游牧文化的影响，猎鹰因其强大的狩猎特性和锐利的外在形象，开始形成具有精神文化的代名词。

因为西夏是以武力治国的，所以对一些凶猛的野生动物有着天然的崇拜是由来已久的。而猎鹰的尖嘴和炯炯有神的眼睛，在气势上就远胜于马、牛、羊等温顺的动物。也就是说，人们对动物的崇拜更多的来源于生活的积攒，并不是一味的从动物的外形出发。

其实历来的文人都曾或多或少的描写过猎鹰，司马光的《白鹘图》中：“白鹘日边来，一息万里遥。”是对猎鹰展翅高飞的崇拜。白居易的《放鹰》中：“鹰翅疾如风，鹰爪利如锥。”生动地描写了鹰的雄姿。

而在党项族看来，翱翔在天空中的雄鹰所代表的正是少数民族追求的“勇猛”，这也是符合西夏立国传统的。如果和之前提到的中原文人的态度相比较来看的话，西夏对猎鹰的崇拜其实还是基于对其“自然属性”的认知。

当然，除了史料的记载之外，还有着历史遗迹的印证。在西夏遗址的文物中就曾发现了类似于刀的形状的青铜刺鹅锥，经过比对发现，这些鹅锥和鹰骨极为相近，由此也能够推断，当时西夏已经将猎鹰作为丧葬的物品设立了。还有些刻有猎鹰图案的陶瓷瓦罐，也被不断发现。

其实西夏对猎鹰及其蕴含的文化内涵已经为整个党项族认可，并且他们还致力于将猎鹰的形象固化成自身的民族代表。而在这一过程中甚至还出现了和其他民族的斗争。

“北珠出女真，子美市于契丹，契丹嗜其利，虐女真捕海东青以求珠。两国之祸盖基于此。”

由此可见，西夏和女真之间曾就猎鹰的归属问题引发了不小的争执，乃至于埋下了两国战争的导火线。除此之外，西夏将自己所属的军事部队都冠以猎鹰的称谓，如“铁鹞子”。

而这支队伍也是和猎鹰的形象相贴合的，西夏也依靠着“铁鹞子”勇往直前，不畏牺牲的顽强精神在沙场上驰骋的。也就是后来，为何在西夏和宋朝的战役中，能够一举成功的原因所在。

所以“内化于心，外化与行”也是西夏王朝建设强有力的队伍的整体谋划，与此同时，因为党项民族游牧的特性，西夏一直以来保留着原始的军事安排，即能力强者为王。西夏的远祖拓跋思忠正是靠着自己强有力的臂力，征服了各个部落，才成为党项族的首领。

而西夏在稳定了朝内的统治大局后，为了谋求更加有利的发展机会，并效仿中原的朝贡制度，开始了自己的外部谋划。因为初建的西夏王朝根基不稳，国内虽然有着对统一文化的认知，但是其外部环境却差强人意，也正是如此西夏在强大的契丹压迫下只好妥协。

当时契丹人对猎鹰也是极其喜爱的，或许是源于游牧民族的缘故，契丹人“酷爱海东青”。所以哪怕是自己猎鹰的数量都微乎其微的情况下，西夏的统治者仍赠予契丹五只猎鹰。

和契丹保持相对稳定的关系之后，邻国的女真也暗流涌动，《西夏书事》载：“又女真、勃海所在扰乱。曩霄知其衰，常以兵掠其境。契丹主怒，欲起倾国兵讨之，曩霄因以白鹘贡。”

而西夏为平稳与其他游牧民族的关系，向成吉思汗进贡了大批物资，其中就有训练好的猎鹰。西夏的这一行径又引发了契丹的不满，所以对西夏来说真可谓是“多事之秋”。

面对与他国朝贡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猎鹰，但驯服猎鹰却成为最大的问题。因为猎鹰不同于常见的家禽，其野性十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西夏的统治者们也是费尽心思。当时专设“主飞禽”的机构，并培养专业的驯养动物人才，专门驯养猎鹰等飞禽，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

所以，经过了长时间的努力之后，猎鹰成为了西夏党项族的代表。虽然在此期间还面临着其他外部坏境的干扰，但依旧抹*不了这一既定的事实。

总体来说，在西夏残存的文献中对猎鹰的记载并不多，而从他国的记载中却能够发现，西夏的党项族对猎鹰的崇拜由来已久。而西夏对猎鹰之所以念念不忘。其实是因为猎鹰作为单个的客观实体，已经和西夏的游牧文化相融合了。所以，这一过程已然成为了一种文化的自发现象。

其实，对猎鹰的崇拜现象实际上与传统的图腾崇拜也是密不可分的。早在商周时期，就在陶瓷罐上发现了图案，虽说这些图案并不是猎鹰，但也无法掩盖中华民族原始的部落的图腾信仰。也正是因为如此，西夏对猎鹰的崇拜，归根结底是对传统文化的变相继承和发展，是独具民族特色的。

因为自身有着少数游牧民族的特点，西夏从猎鹰的形象中汲取经验，并优化了自身的狩猎经验。原先只会通过投射的方式，借用外物击*猎物的方式，转而变成了更加先进的“骑射”。

即在马等其他辅助工具的基础上，使得人能够追上猎物，骑射也是整个游牧民族所擅长的，仿照猎鹰从速度和精度两个方面，精确完美的猎*生活物资。

虽说骑射并不是党项族的专长，但是他们却将其中的精神运用到实处。换言之，党项族对猎鹰的重视程度，是从生活出发，并逐渐涵盖文化、政治乃至于全社会的。从这一点上来看，也能够发现党项族对自然的崇拜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文化现象，而是更加完备的社会系统。

西夏猎鹰有着浓厚的生活积累，它的“勇猛”正契合了西夏的民族精神，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西夏对猎鹰的崇拜，展现了其对自身传统文化价值的独特追求。

万变不离其宗，文化的演变也正是如此，党项族对猎鹰的态度虽是一家之言，但也反映出了少数游牧民族统一的价值追求，即对生活的个性化解读。所以作为西夏文化的一种代表，猎鹰不仅是文化的象征，更是深深地雕刻上了民族的烙印。

而作为中华文化的历史印记之一，少数游牧民族的文化和中原传统的农耕文明则共同构成了璀璨的华夏文化。所以，民族文化的相互融合，恰好满足了文化发展的内在需要，同时也丰富了文化具体的展现形式，给后人留下绚丽的感官印象以及别样的情感体验。

参考文献：

《契丹国志》

《宋史》

《西夏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