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立旭

1969年3月2日、3月15日发生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曾经险些引发中苏两国核战争。

1968年1月5日，在中苏边界发生了七里沁岛事件，苏联军队进入中国境内，双方发生冲突。显然，这是苏联方面的强硬派把两国之间早就存在的思想政治领域里的分歧进一步扩展到两国国家关系领域的一个行动。但这个事件正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激烈进行之时，不能不引起担任国务院总理同时也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正在为维持国内稳定而日夜操劳的*的关注。情况报到中央后，*认真研究了有关材料，指示有关部门，密切注意事态发展，防止事态扩大，同时，边界地区部队要做好应对一切挑战的准备。如何应对苏联方面的挑衅？*提出了八个字的方针：针锋相对、后发制人。*的这个意见，是考虑到，中苏两国即将举行不定期的中苏边界会谈，我们方面应该为会谈创造良好气氛，但我们也应该有应对措施。*的这个意见，得到了*的赞成。后来，这个方针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下达边防部队。这个八字方针，实际上是要求，我们方面决不挑起和扩大事端，但是，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也决不能在对方的面前表现软弱。对于苏联军队的挑衅和侵略行为必须予以坚决反击。为了贯彻执行中央军委的这一方针，沈阳军区专门从值班部队中抽调部分精干人员进入七里沁岛附近，秘密做好了反击准备。由于我们方面按照这个方针做好了准备，加上当时东欧国家出现一些动乱情况，苏联高层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处理东欧不稳的问题上，收敛了在东部边界的军事行动。中国方面准备的这次反击行动未能实施。

◆状似元宝的珍宝岛。

但是，苏联高层中一些反华派没有放弃对中国的挑衅。在东欧局势稍稍稳定后，他们又蓄意在中苏边界挑起事端。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动乱中，*从全局考虑，打算在1969年召开党的九大。因此，中央在1968年底就开始筹备召开党的九大。*想通过召开九大，结束“文化大革命”后，开始整顿国家，搞生产，寻求安定。*和当时的中共中央其他*，以至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不愿意看到中苏边境发生冲突，干扰开九大。但苏联方面却一再主动挑起冲突。从1968年初到1969年初一整年时间里，在中苏边界发生冲突四十多次，尤其是1968年12月28日，1969年1月23日两次，中苏两国军队在珍宝岛两次发生了严重冲突。苏联方面的一再挑衅，不能不引起中共中央高层的注意。*与中央军委其他*一起商议后，指示边防部队密切注意事态发展，拿出反干涉方案。此指示由中央军委下达。根据这个指示精神，黑龙江省军区首先提出了反干涉斗争的自卫还击方案，主张派精干部队上岛潜伏，在苏方以武力强行干涉我巡逻分队执行任务时，给予对方以沉重教训。黑龙江省军区的报告经沈阳军区同意上报中央后，*建议中央再进行慎重考虑。我们方面决不先挑起冲突，但对于侵犯我国领土的军事行动，必须予以反击。应对措施要稳妥，注意国际影响。

到1969年2月，苏联军队在边界的挑衅行动更加频繁，冲突不断升级。在此情况下，*和中央军委、外交部的*一起商议对策。最后决定要进行自卫。于是，由总参谋部、外交部于2月19日联合下达指示：同意黑龙江省军区的斗争方案。总参谋部还给予了具体指示。经中央军委批准后，沈阳军区迅速进行了周密的战斗部署。于是，在3月2日和3月15日，我军进行了两次自卫反击作战。

◆1969年2月中国边防军官兵与与入侵珍宝岛地区的苏联边防军军官等对峙。

这两次自卫反击，打得很漂亮，据当时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同志后来回忆，这次自卫反击战，是经过中央军委批准的，*是中央指定的下最后决心的直接*。我们方面对此次行动早有准备。3月15日的战斗是从北京直接指挥的。当时正准备召开九大，大军区首长都已经来到北京，中央军委专门在京西宾馆开设了一个房间，架设了专线，由陈锡联负责直接与前线联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负责掌握国际方面的情报，随时向*汇报，并由*下最后决心。陈锡联说：我们准备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从三个军中抽调了三个侦察连，一个连二三百人，由有作战经验的参谋人员带队，进行了专门的训练和配备，打得干脆利落。3月2日战斗后，“我们知道他们要来，就在江叉口埋了大量地雷。他们首先从西边来了坦克，我们给炸了，他们不敢走了。从正面来了30多人，炮火掩护。我们在岛上也没有什么人，但炮火都准备好了。在一个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岛上，几十辆车，几十辆坦克、装甲车，我请示总理：现在是开炮的时候了，得到总理的同意，我就让开炮。打了半个小时，珍宝岛变成了一片火海，把他们的车辆都打了。他们也没有再增援部队，也用炮向我们射击，我们也用炮回敬他们，打了一会儿，那天的战斗就结束了。”

◆入侵苏联边防军退出珍宝岛地区。

战斗结束后，*及时向*作了汇报。*听后很高兴。*和*根据我们过去战胜敌人的经验，都认为，我们不怕他们，让他们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了。但*和*，统筹考虑中国和世界大局，从内心不愿意与苏联发生军事冲突，他们共同商议了国内外局势后明确指出，到此为止。*还明确表示“不要再打了”。*在当时“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说：对这次边界事件，我是比较乐观的。2日的冲突，他们上边的人也不知道，政治局也没有讨论，同我们一样。就连珍宝岛在什么地方，许多人也不知道。*讲，九大政治报告对这次边界冲突，不要讲得那么严重。*当时完全支持*的看法和决策，并且为贯彻执行*的决策，要求沈阳军区指示边防部队，我们方面一定要忍让克制，决不采取进一步行动。为了执行*的这个指示，黑龙江我边防部队，即使在苏军随后对珍宝岛进行狂轰滥炸之时，也没有进一步采取使对抗升级的步骤。

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贯彻*的决策而下达的对边防部队的要求，是正确的。这使中国方面始终处于有理有利有节的地步，也为后来中苏结束激烈对抗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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