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已大亮，依旧有不少临工滞留在站塘路

类似的场景在十多公里外的凌大塘临工集散中心同时上演，这里位于合肥市主干道南二环旁。直到早上9点，路面车水马龙，依旧随处可见滞留在路边的临工们，只要有车停下，他们都会围上去问，“老板要不要人？”

64岁的谈正机无奈地放下手中用硬纸壳制成的招牌，捶了捶早已抬酸的胳膊。牌子上写着他胜任的工种，给自己打广告，如今看来这样的推销并不奏效。

若不是疫情，年后每天早上5点有1200多名临工聚在这里。往年正月十五就出门，今年迟了个把月，至今还没开张，谈正机忍不住联系起过去的老主顾。“他们有的还没复工，有的干脆转了行。”谈正机说，听得出来，电话那头的日子也不好过。

2014年9月，为引导站马路临工“退路进室”，合肥市包河区常青街道在全市成立了首家公益性的临工集散中心，4年来集散中心办公室负责人吴国军见惯了“早高峰”的样子，今年到目前为止人流才回归一半左右，“不少天天见的老面孔年后就再也没见过”。

3月19日，随着太阳升起，不少临工依旧等在合肥站塘路边求工作

夹在理想与现实中间的人

挣大钱的理想把55岁的唐传平留在了城市，也如枷锁一般困住了他。

这几年他过得并不如意，想回头却发现早已错过自由选择的年纪。哪怕归乡车程不过半个小时，除夕他宁愿离群索居，独自窝在棚户区的出租房里。“混得不行，怕亲戚笑话。”他说，原本指望着过年期间打打零工，“至少还能给孩子发上几百块压岁钱”。

结果事与愿违，在站塘路边，唐传平竟有些想家。

春节辞旧迎新，疫情把一切摁下了“暂停键”，也将不少像唐传平一样的人夹在冷冰冰的现实与刚刚蒸腾起的希望之间。

疫情之后交通刚刚恢复，戴桂香迫不及待地揣上2000块钱，带着一家人从安徽亳州来到省城合肥。“想着全家都在城里打零工，总比守着薄田赚钱强。”

凌大塘临工集散中心聚满了找工作的人

记者见到她时，她已经在站塘路上空守了半个月，她手指着路对面一墙之隔的棚户区告诉记者，自己和老伴带着儿子儿媳和两个孙子租住在其中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里，如今盘缠所剩无几，马上还要交三个月的房租。

全家进入“紧急状态”，他们商量着大人们省一餐，先紧着两个娃娃过。“我早上买一碗稀饭，吃两个饼，尽量熬到下午3点以后再吃午饭，这样晚上那顿就能省下来。”戴桂香自顾自地说着话，脸上的一次性口罩因为长期重复使用，早已翻起毛边。

相较于普通人，马路临工的复工之路尤为崎岖，意想不到的问题如同口罩上的毛球，层出不穷亦难以熨平。

3月19日，随着太阳升起，不少临工依旧等在合肥站塘路边求工作

难倒唐传平的，并非工作本身，好几次他输在找工作的最后一步，总会有招工人员要求出示健康码，这种数字化的出行“神器”于他这个用非智能手机的中年人来说，成了一方难以跨越的“隐形门槛”。“我既没钱换手机，也弄不懂这玩意。”

有些尴尬的是，像他这样的临工并非少数。在多个招工现场，记者看到，只要是有工头提出扫码入场，围着的人群往往一哄而散，悻悻离去。

不签合同、口头议价，在此基础上，一些包工头趁机压价。不少临工抱怨，相比过去，如今日薪都有30—50元的下降，有的虽然表面维持原价，但进场需要缴纳管理费，有的取消供餐，美其名曰“防疫”。

待遇下降了，工作时长却增加了。临工陈玉兰告诉记者，前几天她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快递分拣员的工作，用工方却提出需要干满12个小时，期间还没收手机。不少工友称，原来用工方只要求8小时工作，如今竟延长到10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