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368年起，历经明、清两代，北京的城墙基本成型，至民国时期整体布局依然得以保存。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也对旧城进行了考察、修复工作。但自1953年起，风向转变，首都交通改善工程大步向前迈，城墙、城门、牌楼成为“障碍物”。一度主持修复工作的孔庆普，又被告知，“拆！”。

在为这座城悲叹的背影中，建筑历史学家梁思成是最为后人同情、也最常被演绎的一位。然而，对“悲情英雄”的塑造也是一种对于历史的怠慢。怀念或重新认识这座城，我们需要将更多的亲历者纳入视野，也需要将不同人的情怀放入一座城市的发展需求、旧城改造脉络中再度体认。

孔庆普，1928年生于河北省高邑县武城村，1945年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土木系，1950年分配到北京市建设局工作，至1997年退休。主要著作有：《木桥维修与加固》《城市桥梁养护与管理》《中国古桥结构考察》《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等。

拆得掉的城楼，忘不了的城

“我先后主持拆除瓮城9座、城楼11座、城台12座、城门箭楼9座、箭台12座、城门闸楼1座、城角箭楼3座。共拆除城墙23.3公里，占全部城墙34.4公里的67.7%。”孔庆普将1953年至1958年称为北京城墙和城门的厄运期，而他正是这一厄运期的见证者、执行者。

之后，在“文革”期间，西、北、东大部分城墙被拆除，当时的基建工程队还误拆了原计划在地铁2号线施工中保留的西直门箭楼。此后，零星拆除工程不断。至今，已有600年历史的北京城墙基本被扫平，城楼、箭楼所剩无几。

五十年代的《鸟瞰前门》，赵锡山老人手绘图

可孔庆普的儿子说，89岁的老人脑子里有一座城，里面的人也是活的。“你问他上午吃了什么，他记不住。可几十年前的事，什么都记得，那些人名一串一串没有漏的”。

和孔庆普共度双面人生的技术助手们大都已离世；知其不忍、哀其无奈的挚友们也陆续随城而去。在北京这座大都市里，亲历其面目全非过程的人越来越少。

对那座城和当下这座城市的历史有所担当者，更少。写下拆除数据需要莫大的勇气，还要压抑住内心的悲鸣，更需要责任感和良知。这位拆城楼的技术专家，始终是北京城的呵护者。

修城人：“内外完整浑然新”

孔庆普与这座城的关系，曾经有过一段让他深感自豪、痛快的好时光。

1951年，*指示给北京市拨款15亿元用于修缮城楼。15亿元是法币，当时100元法币可以买到一张纸。这笔款并不多，经测算刚够修缮七座城楼，却足以鼓舞孔庆普及修缮工程队的志气。时隔多年，孔庆普依然记得开工日是9月2日，阜成门城楼、安定门城楼、安定门箭楼、德胜门箭楼、东便门城楼和箭楼修缮工程相继开工。

1870年，东便门外大通桥、通惠河（在外城东段北垣外这段即为外城护城河）、内城护城河（近处）。大通桥内外是漕运转运码头，可见桥西侧的驳船，此时外城东北角楼还完好。 摄影：（英）托马斯·查尔德

“那时候没电话，助手也少，6个点又要兼顾。我就骑着自行车几个施工点来回窜。没什么固定路线，有时会忘记时间，但也不觉得累。”孔庆普说。

孔庆普的标配除了一辆自行车，还有一本笔记本。1950年，孔庆普被分配到建设局，因经常听政治报告，习惯了随身带一本工作日记。修缮工程期间，这本工作日记就放在车筐里，跟着他颠颠晃晃地跑，时时刻刻记录工程详情。那个年代，人们习惯在工作日记的头一栏写几月几日天气晴。孔庆普的本子里，记着从9月到12月竣工期间每一天的阴、晴。

12月20日这天，他的心情是晴的。除安定门城楼、箭楼因“托梁换柱”和“托檩换梁”操作技术复杂未竣工外，其余四项如期竣工。他和助手登上花费心血最大的阜成门二楼，谋划着明年对眼前瓮城、闸楼继续修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