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萝卜头牺牲的时候才8岁半，牺牲于重庆歌乐山。那时候，他已在狱中生活了7年多，距离新中国成立只有24天。

他和他的父母还有很多革命者一样，没能看到新中国成立和重庆解放。

小萝卜头，大名宋振中，是参与西安事变、起草《抗日救国八项主张》逼蒋抗日的中共地下党员宋绮云的小儿子。自1941年被捕入狱后，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和当时仅8个月大的宋振中，辗转重庆、贵州的监狱、集中营，一囚就是近8年。

11封家书和1份登在报纸上的唁电，就是此后父母和其他6个子女唯一的联系。兄弟姐妹分散在各地长大，甚至有的从未见过面，直到1963年重聚。之后他们寻访父母旧友、狱友，在史料和回忆录中寻迹，试图拼凑起父母和幼弟的最后8年。

重庆歌乐山白公馆那间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小萝卜头曾握着半截铅笔在家书的背面写下过“哥哥，姐姐”，也曾用细瘦的小手紧握住牢房的铁窗，踮着脚看向远方的群山，还在各个牢房间传递过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消息和情报。

大哥宋振华把他们的牺牲记在了心里也背负在了身上，他无数次拿起父母和弟弟的照片，将从老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再讲给后人们听，一讲就是几十年。今年“七一”前夕，在河南郑州宋振华的家中，他摩挲着父母、幼弟的照片，再一次向新京报记者讲述起了这段历史。

今年已88岁高龄的宋振华，最珍惜的一份荣誉是建党百年时刚刚获得的“光荣在党50年”奖章，他把它放在客厅显眼的位置，展示给记者看时小心翼翼地拿起，佩戴时一定要换上板正的衬衣，将奖章带服服帖帖地掖在领后。

“父母是党员，当年却不能公开身份，我们长大懂事后，也励志了一定要入党。”对他来说，这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种传承。

2021年9月6日是小萝卜头牺牲72周年的日子，70多年过去了，一代一代的孩子还记得，中国有个年纪最小的烈士，他叫小萝卜头，大名宋振中。他的雕像上系满了红领巾。

7月3日，重庆歌乐山松林坡，小萝卜头的雕像上系着红领巾，附近摆着悼念的鲜花。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摄

最后的团聚

挂着“膏药旗”的轰炸机在头顶盘旋，刺耳的防空警报声响起，人们奔走呼号着冲向防空洞。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西安，频繁遭遇日军的狂轰滥炸。

在宋家长子宋振华的记忆中，“跑警报”时来不及带太多东西，一人拿点儿吃的和一两件衣服，大人拉扯着大孩子，抱着还不会走路的小孩子，一跑就是三五里地。回来时，看到的街道满目疮痍，被炸毁的民宅成了一片废墟，人们扒开泥墙瓦砾一遍又一遍喊着亲人的名字，弹坑像凹凸的伤疤一样无法抹平……

后来再“跑警报”时，母亲的怀里多了一个襁褓中的婴儿。1941年春，小萝卜头出生在西安，小名森森，上面有6个兄姐，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宋振华保留的幼弟的照片，也是小萝卜头留给世人唯一一张照片。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翻拍

外面虽然战火连天，却也是宋振华最难忘的全家团聚的日子。父亲宋绮云当时是《西北文化日报》社长，随身有警卫员，还雇了奶妈照料孩子。宋振华7岁以前的生活，顿顿有肉，“哪怕主材只是普通的大白菜，盘子里也至少有两三片大肉，肥的，带皮。”

年幼的宋振华并不十分清楚父母的身份，但他回忆，那时候已经对父亲“干革命”有了认识。

六七岁时，宋振华被安排在家里开的饭馆外“放风”，父亲告诉他，如果看到陌生人在周围反复转悠，就要立即回去告诉大人。“有一次看到一个戴墨镜、穿长袍的人靠近，感觉不太对，我跑回去和父亲说有‘坏人’，可没过多久那人就到了父亲面前，大人们都笑，和我说那是‘自己人’。”

这家饭馆是党的地下联络站，是掩护杨虎城部与红军联络的“交通线”。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和杨虎城率领的十七路军正式签订了“巴山为界，互不侵犯，联共反蒋，共同抗日”的秘密协定。由此还打通了一条“红色交通线”，在后来的两年多时间里，红军需要的医药、报刊、武器等物资，都通过这条交通线源源不断运往根据地，而且从未暴露过。八路军在西安建立办事处后，这条暗线还在运作。红四方面军得以借此机会发展壮大，由入川时的1万人发展至8万之众，成为确保红军长征会师以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促成杨虎城签订这份联共协议的人之一就是宋绮云。他是黄埔六期毕业生，曾是中共江苏邳县县委*，也是以组织身份加入杨虎城部的“统战工作者”。

“父亲每次一回家，用不了多久，家里就会来很多人，凑在一起开会，秘密地聊些什么。”几个人以打麻将为掩护，一旦有陌生人靠近，麻将桌上立马噼啪作响，宋振华不明所以，倒是站在跟前学会了不少打牌技艺。直到现在，这位89岁的老人仍能模仿父亲和叔叔们当时搓牌的动作，“扳倒和”，他笑着说，“个头刚比桌子高的时候，就知道了这种地道玩儿法。”

救国大事就在这张牌桌上谋划着。但暗流涌动，看不见的危险悄然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