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强

上世纪50年代初，经济学家马寅初做北京大学校长，他把自己锻炼身体的经验写成文章，送到北大学报编辑部。学报主编翦伯赞婉拒，说北大学报是要同外国大学交换的，这稿学术性不够。马校长只好把文章拿回去。马寅初并没有以为自己的校长威严被冒犯了。这既表明翦伯赞以学术为上，也说明马寅初尊重学术，不以校长“官威”压人。

校长既明白学术的尊严，则对外的交流亦以学术为重。刘文典的一个故事也是传为美谈。刘文典做安徽大学校长，蒋介石掌大权不久。蒋想提高声望，刘文典竟拒绝请蒋到校“训话”，后来刘又不肯让师生在蒋参观时“迎送如仪”。那时流传刘的一句名言“大学不是衙门”。

蔡元培先生。

大学不是衙门，则大学是什么呢？蔡元培民国七年（1918）为《北京大学月刊》撰发刊词，蔡元培校长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蔡先生说的“囊括大典”，这意思是指学校的图书等等教育学术设施和资源的建设。“网罗众家”，这“众家”自然是指学有专长的教授了。为了延聘名师，校长竟也有不惜长跪的。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张百熙主持京师大学堂，举荐桐城派领袖吴汝纶，吴以年迈学浅坚辞不就。张情急之中，长跪不起，道：“我为全国求师，当全国生徒拜请也，先生不出，如中国何！”当时著名学者杨仁山、屠敬山、王瑶舟、严复、蔡元培等均被聘用。张百熙被誉为近代中国的“大学之父”。后来著名的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其源头就是当年的京师大学堂。

近代中国“大学之父”张百熙。

匡亚明五六十年代当吉林大学校长，盖了一幢“教授楼”，一位总务处长分到了其中的一套，拿到了钥匙。匡校长知道后，立即打电话把那位处长叫来，严肃地说：“这幢楼一开始盖时我就说是‘教授楼’，是应该分配给教授的。你不应该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不是说你的房子已经很好不应该住，但住这个楼不行。你把钥匙交出来，以后盖房你再搬。”大学盖楼，首先考虑的是教授的居住条件改善，而不是行政官员。这是为“网罗众家”创造物质条件，所谓安居而乐业。

蔡元培在这篇北大月刊发刊词里接着说：“《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民国八年（1919）在答林纾的书信里，蔡先生再作阐述云：“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胡适做中国公学校长的故事，或可做蔡先生这个思想的注解。中国公学广场走道旁，树有许多木牌，给学生贴壁报用。那些壁报，有无党无派的，有国民党员的，有左派的，有国家主义的。胡适一视同仁，任由学生各抒己见。有一次，有张壁报批评胡适，措辞很过火，学校当局要撕去，胡适不准，说他提倡言论自由，就要以身作则。

蔡元培北大校长任命状。

蔡元培有言如此，其行更在其言之先。蔡先生初到北大时，正值民国初年，北大学生和国会参议员众议员都是著名的八大胡同（妓女区）座上客，所谓“两院一堂”（参议院、众议院、北京大学堂），声名狼藉。军事操课时，教官叫口令前先加一句：“诸位老爷注意！” 同学们对政界、司法界的兼职教师比较欢迎，对专职教员不大尊敬。因为他们想在政界、司法界有个靠山，以便毕业后找个好工作。学校既没有高尚娱乐，又没有学生组织，同学们除了应付考试，对学问根本没兴趣。民国五年（1916）十二月蔡元培被委任北大校长，第二年一上任，就反复强调，大学既不是贩卖毕业证的机关，也不是灌输知识的场所，而是研究学理的地方。他告诫学生：不要把升官发财视为人生的阶梯，而要把学术研究当作自己的天职。后又办了三件事：一是延聘陈独秀、胡适等真有学问的教授，以“提倡研究学问之兴会”；二是“推广进德会，以挽奔竞及游荡之习”；三是倡导成立学生社团，以养成自治之精神。除旧布新，校风大变。

沿着蔡元培“网罗众家”的思想，傅斯年对大学教授的聘任作了深入一层的思考，傅斯年民国二十一年（1932）撰写《改革高等教育中的几个问题》，说：“大学以教授之胜任与否为兴亡所系，故大学教授之资格及保障皆须明白规定，严切执行。今之大学，请教授全不以资格，去教授全不用理由，这真是古今万国未有之奇谈。只是所谓‘留学生’，便可为教授；只是不合学生或同事或校长的私意，便可去之，学绩既非所谓，大学中又焉有力学之风气？”傅斯年这篇文章这一年8月28日发表在《独立评论》第十四号上。傅筹建了中研院史语所并任所长，兼任北大教授，后来做过北大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在台大校长任上突患脑溢血而去世。

梅贻琦先生信函。

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云云，梅贻琦的这句话今日也是人所共知了。这是民国二十年（1931）梅先生在清华校长就职演说中所说。梅先生原话是：“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先生演讲稿发表在当年12月4日出版的《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三百四十一期上。

梅贻琦的话，我们看到过更早的版本。梅先生的话也许就是从那儿化出来的。美国著名的大学校长吉尔曼1872年开始筹设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时，以为要办“好的大学”，必须有“好的教授”，大学的基础在“人”，不在“建筑”，他有一句三个字的名言：“Man，not buildings.”对大学和如何办好大学，中外教育家也是有共识的。

作者简介：周维强，编审。著有《蓟门黄昏：元史随笔》《书林意境》《扫雪斋主人：钱玄同传》《太白之风：陈望道传》《尚未远去的背影：教育文化名人与杭州》《史思与文心》《若有所思》《学林旧闻》《最忆是杭州》《古诗十九首评注》《笔下云烟：沈尹默先生题签往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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