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到了北京之后得知，自己非但不会被枪毙，反而还有可能获得特赦，他心里非常高兴，所以那爱捉弄别人的坏毛病，又从肚子里拿了出来。

在北京功德林，是以战犯管理战犯的模式，分成多个学习小组，上面还有王耀武担任学习委员。

而范汉杰跟组长有矛盾，所以俩人处处过不去，闹过很多笑话。

有一次，上级要求大家填表，写一写自己的家庭情况。

范汉杰对着组长说：“我今天眼睛不舒服，我以后再写。”

组长不答应，非要范汉杰当天写，因为任务是当天要交到领导那里。

范汉杰脾气上来了偏偏不写，组长无奈之下，于是提出组长来代写，让范口述。

于是乎，组长问范汉杰家里有什么人，妻子和孩子都叫什么。

范汉杰非常严肃，以军人报告的口吻说：“老婆刚好半打，儿女不足新编一个班！”

据沈醉回忆：那次搞得周围人哄堂大笑，组长被气得脸红脖子粗，至于最后有没有填写，就不怎么清楚了。

组长虽然很生气，但出于职责所在，他还是很关心范汉杰的。

举例来说，范趴在桌子上写字，因为他习惯写很小的字儿，所以常常双眼疲惫要揉一揉。

有一次组长进屋，刚好看到范汉杰在揉眼睛，于是问范汉杰是不是有什么想不开的事情，这摆明了是关心对方。

万万没想到，范汉杰急忙盖住他要写的东西，因为纪律规定不许看私人日记，所以组长也不能上前查看，而范汉杰装作要哭的样子，说活不成了。

组长赶紧问为何这样讲？范汉杰回应说，是在写遗嘱。

这把组长吓一跳，眼看范汉杰双目泛红，于是急匆匆就去找领导。

而功德林的领导，也三步并做两步，急忙跑到了范汉杰身边，因为*亲自交代过要照顾好战犯，所以大家生怕战犯冲动自*。

领导看到范汉杰趴在桌上跟正常一样，于是很关心的问范：“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可以说出来嘛，大家帮你解决。”

范汉杰说：“我？哦，我双眼不舒服，在这里休息休息。”

这可把组长给气坏了，于是反问遗嘱，强行抢过桌子的东西，细看之下是范汉杰在抄写报纸的社论。

（功德林战犯所内部）

因为屋子里没有别的证人，所以这也就成了组长“污蔑”范汉杰。而功德林的领导自然看出有问题，于是采取冷处理，两边都不批评。

多年之后范汉杰出狱，私下里悄悄把这件事告诉了沈醉，沈则写在了回忆录里。

到了1959年要特赦战犯的时候，范汉杰因为从不发牢*，也从不攻击那些表现积极的同学，所以特赦名单当中就有他。

然而，那些出身于第19路军的高级将领，坚决反对特赦范汉杰。

例如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直接挑明了说，坚决反对释放范汉杰，也是因为他们态度坚决，所以范汉杰的名字被划掉，继续呆在功德林。

直到1960年，中央第二次特赦战犯，*和多位高级*，亲自出面去说情，大家看在周总理的面子上，才勉勉强强答应范汉杰特赦。

按照*的说法，第十九路军事变失败的原因，不能全算在范汉杰的头上，希望大家不要过分责怪。

范汉杰和沈醉等人出狱之后，傅作义对着他们说，特赦战犯的时候，很多人有意见，是*亲自说服了党内人士，然后召开会议，征询了各党派的意见……

也就是前文说起过的，拖了好几年之后，才终于特赦了第一批战犯。

按照沈醉的回忆，第19路军被包围，在最紧张的时刻，范汉杰反戈一击，所以第19路军恨透了范汉杰。

范汉杰从傅作义口中得知此事，连连大喊着冤枉，说“古人云凡事应谋定而后动”，而这些人却是“先动而后谋”，哪有不失败之理？

他自己总结，之所以背叛，一是兵力不足，二是装备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