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舆论对于我国卫生事业现状的共同看法是：我国民众卫生智识幼稚，卫生习惯缺乏，欲使卫生建设顺利推展并获致实效，必须施行民众卫生教育。有卫生学家认为，如果国民无个人卫生常识，则一举一动都有违卫生原则，自取病亡，卫生当局也无法一一照护；国民若无公共卫生常识，则不解卫生行政的用意，在个人自由略被梗阻时，势必起而破坏和阻挠。此话点出了民众卫生教育对于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的双重意义。近年已有若干篇什论及民国时期的民众卫生教育问题，不过对卫生运动这一教育形式却未加注意或语焉不详。卫生运动是二三十年代中央政府下令各地在规定时间举办的运动，并非某城市或某区域的个别现象，本文拟以天津为例折射出其时卫生运动的状貌，在作较细致描绘的同时也试图探究卫生运动的时代意义，期能为当下的公共卫生宣传活动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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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洋政府时期，包括天津在内的一些城市已注意通过用白话写就的告示向民众传递卫生常识，但在当时教育不普及、文盲居多的情况下，此种宣传难免有较大局限性。相对而言，国民政府时期以社会动员的方式开展的卫生运动，在宣传的广度和力度上都有明显拓展，也比较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

1928年南京政府通过了《污物扫除条例》，规定各市于每年5月15日和12月25日各举行一次大扫除，同时《卫生运动大会施行大纲》也定这两日为各城市举办卫生运动大会之期。后者明令卫生运动应为期两日，第一日以陈列卫生标本和书画、邀请卫生专家演讲为主，目的在于引起民众对卫生运动的兴趣，宣传公共卫生智识。第二日为游行与大扫除。这两个卫生法规看来有叠合之处。它们对卫生运动的时间、基本内容和方式都提出了明确要求，成为各地政府开展卫生运动的依据。

在具体操作中，虽然卫生部规定卫生运动为时两日，但实际如上海、武汉、广州等城市往往将卫生运动的时间延长。天津市卫生局也因为“感觉一两日之运动，收效甚微”，故而往往将卫生运动的时间拉长为1—2周，甚至长达1个月，且通常把5月和12月的运动分别称为春季卫生运动和冬季卫生运动。

在组织方式上，为了扩大卫生运动的影响，天津市卫生当局通常会寻求其他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的协作。例如1929年的春季卫生运动举办之前，卫生局召开了有警备部、市执委宣传部和市属各局代表参加的筹备会，并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由筹备会会员分认各种事务，如总务科分设文书、会计、庶务、交际、纠察5股，宣传科下分出版、讲演、展览、游艺、布置5股，结果有财政局的代表自认担任会计，港务局代表承揽纠察事宜，卫生局人员负责庶务，社会局组织展览，教育局协助开展灭蝇运动等等。此后的卫生运动也都邀集其他机关团体共同举办。各局所之间横向合作的组织思路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诚如当时的天津市卫生局局长全绍清所言，卫生运动“关系市民健康甚大，卫生局虽负有专责，但终须社会各方面共同筹划进行，庶能得力迅速，收效宏大”。各种资源和力量的整合成为卫生运动得以开展的重要前提。

至于卫生运动的内容与方式，虽然历次举办时间各有长短，但基本不离演讲、放映卫生影片、大扫除、卫生展览会和灭蝇运动等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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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卫生教育的倡导者看来，“在卫生宣传的方法中，以口头的宣传为最易实行，而又以演讲为最”。卫生电影则能“将其实际情况灵活地表露于观众眼帘之前”，具有“容易指示民众”、“吸引民众”和“感化民众”的优点。在天津的卫生运动中，卫生讲演即为最常使用的宣传手段。如1929年春季卫生运动大会的前一周以讲演为重心，在市区各宣讲所和青年会共举办了三十几场讲演，内容针对妇孺、青年学生、工人和普通市民，涉及重要时令病之预防、传染病之由来、尘土与卫生之关系、公共卫生、近视眼与学生之关系、家庭卫生、工业卫生、结核病之传染及其预防法、天津民众盲目之原因等，讲演者多为天津市名医。有时为了配合清洁周运动，讲演会也会举办一周，向听众讲解“家庭卫生”、“眼的卫生”、“牙齿卫生”等切近日常生活的卫生知识。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卫生讲演的举办并不限于卫生运动期间，为了普及卫生常识，市政府也在平时派人员赴各戏园、茶园和电影院进行卫生讲演。

因为担心一般市民对于卫生讲演不太感兴趣，卫生电影也被用作引发人们兴趣，借机传播卫生常识的工具。影片有时借自上海中华卫生教育会，也有由本地学术团体拍摄的。如某次运动大会上播映了由天津华洋防盲会摄制的电影“北平盲人之生活”，内容包括眼病的起因和盲人的痛苦等，以真实的形象警醒民众注意用眼卫生。至于传单这种寻常的宣传手段，卫生部门自然也没有弃置不用，而是经常印制一定数量散发给民众。传单的内容也切合着时令，如冬天就相应地介绍关于流行性感冒、冬季卫生与衣服、冻死冻伤方面的知识，还提醒民众留神煤气中毒。

如果说卫生讲演和卫生电影等使人们通过耳闻和目睹的途径接触到卫生和疾病知识，卫生展览会则以另一种形式引导人们认识疾病及其预防方法等等。

天津最早的卫生展览会举办于1906年。是年，张伯苓、蔡乐尔、陈芝琴、全绍清、章元善等社会知名人士鉴于津埠“虽历年叠经官府谆谆劝告，而城乡一带其道路沟渠污秽如故，不知力求清洁，作思患预防之计”，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有赖于热心人的极力提倡和锐意讲求，于是带头发起卫生展览演讲大会，希望藉此可使人们“咸知卫生一道为人生之必要，从此互相讲求，谋公共卫生幸福”。此次展览会在天津的安徽会馆举行，为期三日，共展出主要由美国医学博士毕德辉提供的模型和图画等共150余种，此外也有关于各国人口死亡率的演讲。与后来由政府主办的卫生展览会相较，此次展会时间短暂，规模不大，仅有中外商学界数百人参加，不过社会精英对公共卫生的倡导和关注仍值得称道。展览会布告把卫生的价值标举为：“种族之强，国家之盛，良由是也”，由此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社会精英如何回应强种救国这一时代课题。

1929年，天津市政府在春季卫生运动期间举办了第一个官方的卫生展览会。举办卫展的动机，用其时津市市长的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故又搜集各种模型标本，使大家观览，俾得真切之认识”。此次展览会的展品有四千种，根据性质分别归属病理部、生理部和饮食物品部，陈列于青年会供市民自由参观，以使观众了然于“卫生之道及防病之法”。其中病理部包括急慢性传染病、花柳病、寄生虫类、中毒类以及其他类别的各种标本，如天花患者的人面标本，痢疾、霍乱症的人肠标本，酒精中毒者的肠胃、肝心等病症模型，梅毒患者的各部标本等；生理部有用药水泡制的各月胎儿和人体的各种肉瘤；饮食物品部展出各种食品所含的毒菌。展出物的种类堪称繁多。据报道，展会的第一日有观众八百多人，第二日为两千多人，第三四日则已增至三千多人。参观人数的增长反映出展览会似乎确实有一定的吸引力。不仅如此，参观者还不时向招待员“絮絮询问”，陈列室内悬挂的两百余种食品成分表尤能吸引小学生的注意力，有小学生将它们一一抄录在日记本内留作编辑校刊的材料，以供同学参考。

市政府也和国外合作举办展览会。1936年由中日医药同学会发起、天津市政府主办的卫生展览会，应该是民国时期天津市规模最大的展会。展品五千余件多来自日本的公私医药卫生机关和学校，天津卫生局也提供了少量照片、图表和统计等。展览品按科学研究的畛域分为5大部陈设，每一部又分为若干小部。展览会会场门口耸立着一个彩色牌坊，参观者由此入内后先有招待员赠送“天津市卫生展览会出陈目录并说明书”一份，随后即可依循治疗卫生部—预防卫生部—保健部—新药部—成药部的路线观览。治疗卫生部的展出品按耳鼻科、眼科、外科、泌尿器科、皮肤科、职众科、北方病、战伤病、兽疫、产妇人科等陈列，预防卫生部展示赤痢、猩红热、消化器传染病等主要病症及其预防方法，保健部主要摆放书籍，新药部和成药部均为药品。全部展品计有照片、标本、图画、模型、器械、书籍、药品等数种。

除了展出上述物品之外，此次卫生展览会还在两家电影院分昼夜两场免费播放卫生电影，每家上映两日。不仅如此，天津市的几家广播电台也负责播送一些通俗的卫生讲演，每日两次，每次约半小时。展览期间，会场附近还设立卫生商谈所和健康诊断处为参观者提供免费的诊疗和其他服务，并为儿童检查身体。后项活动后又进一步扩大为儿童健康比赛，由医生为参赛儿童免费检验身体，将被检者的各种记录汇合后交由专家评出体格优良者。另外展会也编写了介绍日常生活中应注意的卫生事项的小册子，分发给参观者。

为了“普遍宣传”起见，中日医药同学会事前曾招待新闻界广造舆论，而且在开幕之日也大造声势，不仅用飞机散发写有卫生标语和展览会时间地点的传单，而且燃放内藏卫生标语的焰火。会场附近的大型氢气球被用来告知民众展会的地址与日期，以广招徕。乘火车来津的参观者还可以享受路费减价的优惠。这种宣传阵势似乎起了一定作用，卫展开幕后的第二日参观者即达六七千之多。展览会共举办了20天，截至闭幕时，参观者的人数总计超过了11万，其中各小学的学生占了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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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文所述的宣传活动相比，大扫除运动和捕蝇运动的社会动员面更大。1928年12月14日，天津市举行了首次清洁运动。在此之前，公安局印制了传单，列出了清洁运动中市民应实行的事项，如打扫房屋院落、收拾厨房和厕所、不可乱丢秽土秽物等。社会局也发布了宣言，声称“国家的强弱，和人民的康健，实有相连的极大关系。假使任何那一国的民众个个康健，人人精神饱满，那么这个国家绝没有不强盛的。这是至当不易成例。不过人类的康健是有代价的，代价是什么？就是卫生，卫生的要素，在于清洁……清洁运动，虽应该由市政府负责倡导，但绝对不是机关上几个职员的能力，能够达到美满目的。必须要全市市民人人起来参加，继续不绝地时时清洁，处处清洁”，竭力劝说和鼓动全民参与清洁运动。

为宣传此次运动，公安局、卫生局和社会局等市府各局都派出人员参加游行。游行队伍最前列是马巡队，其后为自行车队和化装队。化装队又包括队首的狮子会和中间的运戏车，后面则有一巨人牵着五个小鬼。巨人喻“清洁之神”，五鬼指“清洁之害”，借以表达扫除污秽之意。此举可算是政府的巧思妙想。紧随其后的是警士、各局长官等，最后则为清道夫。甚至部队也参加了游行，并宣称军人的责任“不仅是扫除一切政治上的障碍”，也要努力扫除一切污秽。游行队伍一路高呼口号，声势浩大。

在清洁运动的第二日，从公安局长到保安警队和清道夫，携带扫具和土车开始打扫街道。各区也将道路扫除一新，偶尔还有行人帮忙打扫。学校方面，各中小学校长、教职员和全体学生也出发参加清扫。以此为开端，天津市几乎每年都举行清洁运动（或称清洁大扫除），持续时间从早先的半天延长为2—5日到两周以上不等。如1931年的春季清洁大扫除以公安局所辖五区及四个特别区为扫除区域，采取分区轮流打扫的办法，规定5月15—17日打扫第一区，18—21日打扫第二区，余类推，共历时17日之久。在1936年和1937年的大扫除运动中，扫除工作也按区次第开展。随着清洁扫除运动的不断举行，对市民的动员和监督也逐渐加强。为引起市民对清洁大扫除的关注，卫生局通常会在市内张贴布告和标语，并利用无线电台举行卫生讲演。卫生区事务所的卫生稽查员和各清洁分队长警也分区逐户劝告市民实行清扫。市政府要求各商家住户于期限内扫除积秽，并组织坊长、闾邻长和卫生稽查员等进行挨家挨户地入室检查，以确保清洁运动取得实效。打扫干净的商号和住户被贴上清洁扫除验讫证，卫生主管部门还按段抽査，检查的依据是《污物扫除条例施行细则》第2条，即“土地房屋所有者、使用者或占有者，为保持其地域内或建筑物内之清洁，应履行下列各事：一，备适当之容器，以容尘屑污泥；二，备适当之沟渠以通秽水；三，备适当之便所，以容粪溺”。未履行上述义务的按该细则的第9条处罚，后来又改为劝导，淡化了处罚的严厉色彩。对于被判定为不合清洁标准的住户商铺，有时还会再度复查。

大扫除的具体方式通常是由清洁队负责各区马路的清扫，市民和商号等则必须把住室或铺面内外及门窗等处打扫干净，并将秽土放在门外，以便清洁队逐户收取运除。已扫净的街巷由洒水车用净水挨次洒匀，洒水车无法通过的小巷则由各住户自行分段洒水。后来清洁运动形成了一套固定程序：大扫除开始之日先召开大会，经过奏乐、致辞、来宾讲演、摄影等后，与会者即按照事先划定的游行路线举行游行。游行人员和人数也有规定，除清洁队全体长警与夫役、全部运秽汽车、洒水汽车及骡拉水车之外，另有市政府和公安局、财政局、社会局、卫生局各10人、9个区卫生事务所每区各5人、特一至特三区各10人等等。在1936年的大扫除中，市长萧振瀛还亲自手执扫帚走在队伍前列，通过以身作则来倡导清洁。

前已提及，中央下达的行政命令要求各市每年举行两次卫生运动和大扫除，就天津市的执行情况来看，春季的清洁大扫除有时持续时间较长，如上文1937年的大扫除运动起讫时间为4月20日—5月7日，竟长达18天，而冬季的大扫除一般只有两三日。这一点估计和天津地处北方，冬季天气严寒清扫不便有关。1930年12月天津市没有如期举办清洁运动，就是因为全绍清本着务实的态度，认为在严冬强迫商民实行打扫，无异于敷衍搪塞，反而难收实效，因此征得中央同意加以变通。这些规模不等的清洁运动以“提醒民众之注意”，“唤起市民们注意清洁，增进康健，免除疫疠”，“整饬市容、提倡卫生”，“振刷市民精神”为旨归，但相关记载的阙如使我们难以得知其实际效果以及民众的评价。我们只能推测，全社会动员的大扫除运动多少会给天津的都市景象和商民的生活环境带来一些改观。从另一个角度看，在清洁与卫生尤其是防疫之间已经建立了逻辑关系之后，城市居民也因此不得不面对现代卫生行政的触角伸入个人生活领域的现实，接受官方人员的登门劝导及对其住宅清洁程度的检查与评估，这对人民的日常生活节奏难免会产生影响。一位小学生目击了某次卫生检查后，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我昨天上午放学，刚到家里，就听喊嚷，查卫生的来了，吓的各家，室内扫的比每天清洁，院内外有洒白灰者，有洒卫生水者，恐怕挨罚。小朋友们呀！吾愿天天如此洒扫清洁，于我们自己有莫大的利益，那怕他查卫生呢？

显而易见，至少有一部分市民因迫于检查和罚款的压力不得不做出“讲卫生”的姿态，以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卫生行政的要求。而这名学童倡议天天洒扫，表现出比一般市民强烈的卫生意识，则或许与其所受的卫生教育有关了。

官方的宣传强调了清洁运动的正面价值，然而也有人对此运动表示担忧。天津的西医王祖德告诉人们，以高级领袖的身份亲自参加大扫除以为他人倡，始于冯焕章将军。冯氏因为出身行伍，对医学卫生缺乏研究，所以想以亲自打扫街道来提倡清洁。然而“其意甚善，其害实巨”，因为继其之后许多市县都集合中小学生参加大扫除，这些学生多为缺乏抵抗力和免疫力的孩童，尘土中激扬起的微菌很容易入其口鼻和肺部，故名为清洁运动，实际最终却与本意大相悖谬。作者还以国外的卫生实践作为反例，指出国外厉行卫生，向无召集学生和市民作扫街之举者，而是由清道夫役于昏夜中进行。作者尤其叹惋，站在科学的旗帜下领导全国的上海，其市长和卫生局长竟然也亲执扫帚，领导市民开展清洁运动。清洁的作用自然不能轻易否定，但在我们很可能不加细思地认为清洁运动是对卫生现代化的趋近时，主流舆论之外的声音能提醒我们对类似举措的现代性、合理性是否真的不言而喻多一分忖度。

为了减少传染病的发生，政府也积极向苍蝇宣战，组织灭蝇运动。

天津市的灭蝇运动多于每年夏令举行，宣传与竞赛相结合是其常采取的方式。因为苍蝇繁殖能力强，危害极大，灭蝇办法遂成宣传重点。为求根绝苍蝇，卫生局希望民众定期清理容易孳生蝇类的地方，如垃圾箱、厕所、粪坑粪池、畜舍，此法即所谓的“除产地”。对付蝇蛆和成蝇的方法，从喷沸水、撒石灰到如何制作捕蝇纸，更被详细介绍给民众。由于民众未必知晓苍蝇为传染病的媒介，卫生主管部门也向他们解释灭蝇的科学依据与必要性，并吁请民众合力灭蝇。类似的卫生常识除了借助媒体的力量传播之外，也印制成传单散发给各机关、团体、学校和民众，并邀请名医到天津市各讲演所演讲，扩大灭蝇宣传，或在重要街衢贴挂宣传标语、图画和旗帜，以唤起市民对于灭蝇运动的注意。

天津市开展第一次灭蝇运动时即诉诸有奖竞赛的办法，赏格为银盾、奖牌和夜光表等。天津市小学生是灭蝇运动的干将，赢得了前数名，但也有小学生之外的市民以个人名义参加捕蝇运动并获奖，遗憾的是报纸没有提及这些人的身份。值得注意的是，天津市组织市民灭蝇运动或大会，其宗旨不仅在于“提醒民众注意蝇类之祸害”，也期望能由此“激励市民实行其社会服务之精神”，而市民对于该活动也并没有袖手旁观。不过，根据目前的资料还难以判断市民参与灭蝇运动是因为真正认识到苍蝇的危害，还是受奖品的诱惑。说到奖品，为了刺激人们的参与热情，卫生主管部门曾向其他机关团体广征奖品。在它的号召下，教育局、工务局、财政局等纷纷赠送银盾、手巾、香皂、牙粉、牙刷等物，天津商会则购置了捕蝇具50把送给社会局作为奖品。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卫生运动社会动员的广泛性。

这种以给奖的方式举办的市民灭蝇大会，有时被认为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宏效难著”，因此市府也决定变更一贯做法，效仿北京等地，出钱收买死蝇，以唤起市民扑蝇的兴趣。具体办法是市民将扑*的成蝇集到一定数目，装成小包送到指定地点出售，价格为每大铜元一枚购买死蝇一千个。次年的收购价改为每百个为一包，每包给铜元二枚，所收死蝇按日用焚毁炉焚毁。不过或许因为出钱购买死蝇毕竟会增加财政负担，资料显示在随后几年中此法在天津未被再次使用。

在小学生中，市政府组织了灭蝇图画竞赛和讲演竞赛。图画竞赛的获奖者除受到奖励之外，其作品还和其他比较出色的图画一起在青年会展出。从标题看，这些画作表现的是小学生们对苍蝇的各种认识，如“一个苍蝇，每年要生殖子孙十八万八千三百五万万，那（哪）一个都能致人于死命”、“蝇害甚于飞机炸弹”、“强盗*人要流血，苍蝇*人不见血”等等。讲演竞赛先分五区在全市市立小学范围内举行预赛，预赛的前二名再进入决赛。决赛时小选手们的讲演基本以苍蝇的危害和扑灭苍蝇的方法为主题。这些竞赛对于参加者以及旁观、旁听者而言不失为一次受教育的机会。

在灭蝇运动中，天津市卫生行政机构不仅扮演了动员者和组织者的角色，而且也身体力行，组建灭蝇队逐日到各个警区界内的公厕以及污秽肮脏蝇蛆容易栖止和繁殖的地方，泼洒石灰药水。在1934年5—8月的灭蝇运动期间，市政府共查明全市粪坑15346个，污秽潮湿地方2393处，消毒1700次，收买苍蝇947600个。有趣的是，市府还制作捕蝇拍五千把，分别送给各警区（再由各警区转赠给民众）、教育局（然后再分发给学校）以及鲜货店等店铺。从政府拟定的灭蝇运动办法来看，政府并不专意以扑灭多少只苍蝇为功，而是希望能从源头上杜绝苍蝇的产生，所以规定住户铺户的厨房均宜收拾干净，不可堆积污物；厕所宜每日扫除一次，粪桶加盖，每星期于桶内撒生石灰一次；不可向街巷内泼洒秽水，应该用有盖的秽水桶存贮等等。有时灭蝇运动干脆以对市内垃圾集积的场所和厕所等处进行大扫除为前期工作。从这一点看，天津市的灭蝇运动具有科学性的一面，由此民众也或多或少能通过这项运动认识污秽与蝇患之间的关系，树立文明的卫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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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国民政府的卫生法令要求全国各地在每年的5月和12月各举行一次卫生运动。从报纸记载看，各大小城市确实执行了这一命令，如1934年5月16日《大公报》刊登的《卫生运动各地昨日举行大扫除》一文报道，归化、徐州、福州、武汉三镇和兰州等地都举行了卫生运动。其他年份的《武汉日报》、《申报》、《西京日报》、《北平晨报》和《中央日报》等，也都记录了当地卫生运动的情况。

在中央编印的《卫生运动宣传纲要》中，卫生与民族的命运被搭建起层层递进的关系：如果我们意识到了自身的缺陷，就要切实提倡卫生，使国民身体强壮，身体强壮则精神健全，精神健全则意志坚决，意志坚决则民族团结坚固，如此民族才能解放。卫生运动的标语也被拟定为“注意卫生可以强健身体！”、“注意卫生是民族独立的基本条件！”、“卫生运动就是救国运动！”、“卫生运动就是解放运动！”等等。国家为卫生运动悬设了强种救国的高远目标，国民健康的政治价值被强调。从这个意义上说，卫生运动集中体现了近代中国优化全体国民身体素质，进而复兴民族的要求和愿望。对此，曾任天津市卫生局长的全绍清有切中要害的认识，“人口一方固求其多，一方尤当求其能强健。如人口能多，非弱病即残废，则又曷足贵？”《申报》的时评认为清洁运动“亦未尝不足以移风易俗，挽回颓势”。有一熟谙京津卫生活动的人也提出，卫生运动“应该设法使一般人民晓得焚香拜佛是不足以疗疾的”，应该使他们“由信神佛道士而改为信化学医药”；他们的迷信如果不破除，则至终不能成为现代国民。总之，卫生运动“如在实际上没有多大成就，至少应该使它成为一种科学教育”。由是可知，卫生运动并不仅仅是消灭几只苍蝇、打扫几条街道的简单活动，而是一场重构民众对卫生与疾病的认知，力图把民众导向健康行为，造就现代国民的教育运动。

至于为什么要把运动安排在这两个月，有人从传统习俗中找到了依据：中国人习惯到了5月，在端午节那天举行一次抗毒运动。到了12月将近年终的时候，家家户户又要举行一次清洁运动。这两种传统习惯以“悬符压邪，焚香驱蚊”、“喝雄黄酒除五毒”、“十七十八，越扫越发”为出发点，虽然不无“财迷”色彩，却也表达了人们“人自太平，减少疾病”的要求。不过作者也认为“这种方式的卫生运动，是传统的、习惯的、迷信的，不是有根据的、有方法的、有目的的，不过表示一种意思罢了。所以举行了数十百年，还是没有进步，离开真意还是太远”。如果说传统与现代的卫生运动在国家的刻意安排下有了时间上的重合，那么在性质上后者因为秉持着西方的细菌学说，而被认为是科学的、理性的，有异于前者的迷信和非理性面目。不同于传统社会以一身一家为活动半径，民间自发的“不过表示一种意思”的驱毒与清扫活动，现代卫生运动由国家以行政力量动员全社会参加，其意义被概括为“一提倡个人卫生，二推行公共卫生”。天津的当政者也在宣传卫生运动的演说中告诫民众，“个人清洁，固然要讲求，而公共清洁，更当要提倡。尤其是都市里边人口繁多，微菌易生，在冬天尚不觉如何，一到春天，即为微菌发展时期，冬天所受不洁之赐，是一定发现的。因此公共清洁，不只要政府提倡，是人人要实行的”，卫生运动的公共性被宣扬。以细菌学说为理论支持，以公众的健康甚至民族的发展为诉求，天津市的卫生当局动员民众开展卫生运动，剔除环境中易传播疾病、侵害健康的因素，如尘芥、污物、蚊蝇等，并为了促使卫生运动获致实效而对市民住宅、商铺和街道的清洁程度、灭蝇的数量等进行检查和评比。民国时期天津市的卫生运动以清洁和防疫为主题，有不小规模，其中灭蝇运动有时竟持续数月。在这些运动中，公共卫生常识通过讲演、展览、电台、报纸、手册、电影、传单等资讯传播手段传递给市民，希望借此养成他们的现代卫生观念和习惯，最终人人都能拥有健康的身体，成为强健的国民。对于卫生行政人员而言，也冀望通过宣传能减少民众对卫生行政的阻碍。

可以想象，一些民众是身不由己地卷入了由官方强力推行的卫生运动中，不过，卫生运动与民众的传统生活方式和卫生观念是否产生过抵牾冲突，民众如何评价运动、如何看待身体健康对个人及国家、民族的意义等等，仍有待资料的发现才能作进一步论述。有必要在此补叙的是天津地方报端一篇社会小说性质的短小文章：夏季傍晚，两名警察敲开市民赵七爷的屋门，声称“我们的局长，为整理公共卫生起见，每一家发一把苍蝇拍，扑灭苍蝇，以免时疫的蔓延”。赵七爷接过苍蝇拍后，警察却向其索要大洋一角。当赵大爷表示为难时，两名警察以“竟敢破坏公共卫生”为由，威胁赵七爷“到局子里坐坐”，迫使其交出作为第二天生活费的一角大洋。文虽类似小说，反映的却未尝不是社会现实。在国家权力向民众生活世界渗透的过程中，公共卫生有时也从“善政”变质为“恶政”。民国时期我国城市公共卫生教育活动的得失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