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题识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 （子明卷）
乾隆珍爱的很多绘画，在言明其来历时，乾隆都声称是“偶得”。例如子明卷乾隆题云：“是年冬，偶得黄子久《山居图》。”对于“特展室”的藏品，乾隆颇为自豪的就是这些藏品都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在乾隆内府“凑巧遇合”。
乾隆在《题三友轩》诗中称“天然同德声应随，寓意于物有奇遇”。乾隆题《李伯时蜀江图歌》：“乃今四美具一室，赏心乐事无伦比。寓意于物不留意，咄咄是吾乃所以。”在题跋韩滉《五牛图》时，乾隆再次强调“要惟寓意不留意，岂以罗致为贵耶”。他认为是自己“寓意于物”才有了“奇遇”，像“三友”“三希”“四美”《五牛图》这些珍宝才能被收入宫中。
乾隆刻有“寓意于物”印章，钤盖在大量的书画藏品上。乾隆也多次强调寓意而不留意。乾隆也声称：“要以取有益，寓意非玩物”。实际上，这也是乾隆身边的词臣，经常强调的鉴藏观。乾隆的五词臣之一—汪由敦在《恭跋御制圆明园四十景诗》中云：“唯寓意于物而不为物役，斯无入而不自得焉。”他为张若霭的《蕴真阁图》题跋中称：“晴岚非留意于物者，故以斯语质之。”
与宋代的徽宗、高宗皇帝不同，尽管乾隆痴爱书画，笔者还没有看到他有征集书画的谕令。乾隆十分重视刻帖，但词臣建议征集快雪堂刻石时，乾隆并没有同意。对臣下的书画进贡，乾隆一般都不会全部接受。甚至对臣工进献的一些流传有绪的名品，乾隆也在品题后将其退还。譬如，清初收藏家王鸿绪的儿子王图炯将其父所藏的《赵孟十札》（现藏上海博物馆）上贡给皇帝，乾隆“题数语而还之”。乾隆在尽力做到他所谓的“寓意而不留意”。
乾隆题王羲之（传）《快雪时晴帖》尾纸诗句
乾隆在王羲之（传）《快雪时晴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尾纸题诗云“赚得兰亭萧翼能，无过玉匣伴昭陵。剩留快雪公天下，一脉而今见古朋”，他对萧翼赚《兰亭》和唐太宗殉葬《兰亭》颇不以为然，而对《快雪时晴帖》传至后世，公布天下而欣慰。
在乾隆即将去世前，他分别在最珍爱的作品—《快雪时晴帖》《富春山居图》（子明卷）的裱边题“以后展玩亦不复题识矣”，是在为自己的题跋做一个总结，又有着无奈与不舍。
而乾隆珍爱的“特展室”内的藏品，没有一幅随乾隆殉葬。乾隆曾经著录的十七卷《诗经图》，包括旧藏学诗堂的十四卷，还有嘉庆收到的《毛诗四篇》卷，只有被乾隆认为是仿作的《召南》卷在宣统之前已流出宫外，其余的都完好地保存在清宫内。“四美”在同治时，还存于宫内，“三友”则是到溥仪时才被携带出宫。“三希”中的王献之（款）《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也是在溥仪时才流出宫外。韩的《五牛图》流散出宫，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期。画禅室内的《大观册》《名画荟珍》等册页和米友仁《潇湘图》也是在清末时散佚，而江参《江山千里图》卷、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子明卷）、李唐《江山小景图》卷均一直藏在清宫，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那么，乾隆是否达到了他自己和词臣所推重的“寓意于物”的境界了呢？
乾隆的“留意于物”
笔者在本文开始的部分，引用了乾隆在子明卷上的那段长题。从中可知，无用师卷在清代大收藏家安岐手中时，沈德潜看到了此卷，并在文集中收入了他的关于此卷的题跋。后来，他又奉皇帝之命在子明卷上题诗。不知是否这些事件有关，不少论者认为安岐收藏的书画精品进入乾隆内府与沈德潜有关。这一论断，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证据。不过，词臣与内府征集书画确实有着紧密的联系。
侍值南书房的词臣，经常与皇帝交流，以备皇帝顾问。他们清楚皇帝的需要和喜好。乾隆收到唐代韩的《五牛图》后，谕令蒋溥等词臣题诗、唱和。此后，蒋溥就进献了其父蒋廷锡的《五牛图》。在蒋廷锡临项圣谟《五牛图》中，词臣蒋溥题云：“今韩原本列入《石渠宝笈》，臣溥谨将臣父所临项本恭呈圣览。倘蒙睿赏，得与韩真迹并存，荣幸无似，臣溥不胜颙望惶恐之至。”而乾隆题《故大学士蒋廷锡〈仿项圣谟摹韩五牛图〉仍用题韩画韵》中小注亦云：“蒋溥见《石渠宝笈》中有韩《五牛图》真迹因进此卷奏请并藏。”后来，蒋溥还搜访到了项圣谟的《五牛图》，进献入宫。蒋溥进献的书画也不仅此两卷，至少还有阎立本（传）《孔门弟子像》卷（现藏首都博物馆）和程棨《摹楼蚕织图》卷（现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等。
乾隆题跋韩滉《五牛图》
侍值南书房的词臣一般都有书画进献。长期侍值南书房的词臣沈初，在笔记中，一连提到了自己所献的六件作品，颇为自得。在紫禁城漱芳斋内的王翚《山水册》和盘山千尺雪茶舍中悬挂的唐寅《品茶图》（均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中，皆有励宗万的多幅印章。在乾隆之前，励宗万是这两幅作品同时代最近的收藏者。乾隆分别题此两幅作品为“神品”和“逸品”，从乾隆的题诗来看，它们都在励宗万生前就已经进入宫廷，很可能来自励宗万的直接进献。根据笔者的统计，励宗万所藏，生前进宫的绘画藏品不少于十一件（表一）。同样出身于世家大族的张若霭，在《石渠宝笈》初编完成后不久就病逝，而在初编中著录了曾经其收藏的四件绘画，这些藏品应该也是其进呈入宫的。
在籍的词臣钱陈群似乎刻意在为乾隆收集书画。钱陈群之子钱汝诚在沈周《韩愈画记》（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中称：“此卷为沈周图《韩愈画记》，文徵明缮记于后，乃臣里项氏天籁阁世守之珍也……臣父臣钱陈群少时犹及见其（项元汴）家所藏翰绘数厨，此卷在焉里中鉴赏家亦谓是卷书画双妙，为墨林佳构。臣父归田后留心于亲串中，访购得之。尝谓：‘石田此卷为盛年笔，所称于北苑、营丘尤得心印者，此殆近之。衡山录韩记，亦得意书。所当珍之秘笈，而未及呈进。’臣谨附录缘起，恭呈睿览，敬奉几余品鉴云。臣钱汝诚恭识。”从中可知，此卷是钱陈群在家乡收集的珍贵藏品，准备呈进给皇帝。后来，由其子进献宫中。钱陈群不仅进献其母陈书的作品，还进献了夏圭的《西湖柳艇图》和王渊的《梅雀报春卷》等。
研究者观察发现“臣工进贡贡品全部是书画的，在整个乾隆朝的进单中极为少见”。而目前所见的沈德潜进献的三次目录，全部是书画。很可能沈德潜也像钱陈群一样，着力在南方寻找书画进贡。
因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的痴迷，王氏书法被四处搜罗，进献入宫。由于康熙喜爱董其昌的书法，于是“当时海内佳品，玉牒金题，汇登秘阁”。乾隆也感慨“盖人君之好恶不可不慎”。
乾隆虽然没有公开征集书画，但只要他默许甚至是赞同进献书画，词臣就会积极收集、进贡。从乾隆题跋的言语中，可以看出，他认为臣工有义务进献作品，为内府建立完整的收藏服务。他题跋曾经张若霭收藏的《文同盘谷图》云：“文同以画竹擅名，内府尝有之，而山水则未见……卷为张若霭所藏，张照亦有跋识。或若霭得此于《石渠宝笈》书成之后，或以图涉隐沦，未经呈进，均未可定。”乾隆对张若霭未进呈内府所缺的藏品，感到意外，并寻找解释的理由。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何词臣要主动进献书画了。
乾隆题韩的《五牛图》云：“《宣和画谱》载画有《斗牛》《归牧》诸图。即赵吴兴跋中所列亦尚有四图。乃《石渠宝笈》鉴，惟《丰稔》一图，今年秋甫得此卷耳，名迹良足供几暇清赏，要惟寓意而不留意，岂以罗致为贵耶！”言语中流露着惬意，声称自己“寓意而不留意”，不以罗致为贵。实际上，此卷在乾隆初年还藏于扬州汪学山的“求是斋”。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才经当时的两江总督尹继善之手，贡入乾隆内府。乾隆虽然不“留意”，但没有督臣在辖区内着意寻访并进献，此图是不会进入宫廷的。
在尹继善进贡《五牛图》的同一个进单内，还包括了李公麟的传世名迹《五马图》和其他作品。作为封疆大吏的督臣，是进献的主力军，浙江巡抚王亶望一次就进献了包括“唐宋元人画计一百幅”的一百余件作品。有意思的是，乾隆题《五牛图》《五马图》多次，但没有谈到尹继善。而在几幅《五牛图》中，多次提到了当时侍值南书房的蒋溥。纵观乾隆品赏书画的诗文，提及进献的十分少见。显然，乾隆在谈及进献书画时在“避重就轻”。乾隆虽然没有下旨征集书画，但经过臣工的搜集并进贡，越来越多的书画从民间进入宫廷，日益在乾隆内府集中。
很多收藏家在生前都不愿馈赠或卖出自己的藏品。为了不使《石渠宝笈》续编入录的书画超过前编，乾隆赠出了大量的书画。词臣沈初在《石渠宝笈》续编的序言称赞乾隆“犹以玩物为戒，特申勤民之旨”。
那么，乾隆是把什么样的藏品赏赐出宫了呢？
前文已经谈及了乾隆在“特展室”内的作品，这些作品都是清末才流落出外。乾隆真正珍视的作品，没有一例是当时赏赐出来的。
阮元和沈初在笔记中，都有乾隆在《石渠宝笈》续编编书时把内府书画赏赐给王公大臣的记载。沈初称：“辛亥，上命续编《石渠宝笈》《秘殿珠林》二书，以乾隆十年后所得书画不欲多于前编之数。因于钦定入书之外，分赉皇子、皇孙、内廷臣工。先是上已取《石渠宝笈》所藏画轴五百分赉矣。至是复有加。记余前后所得共三十余件。是冬，复以御笔书画赏赐军机处、南书房诸臣，余得御临清和帖一轴。”沈初在笔记中专门有记名迹一节，此处记载了皇帝御赐的亲笔书法，而没有记载一例被赏赐的古画，应该是没有名迹佳作。
阮元则记载了御赏书画有“宋人《货郎图》一轴、元人《婴戏图》一轴、蒋廷锡《牡丹》一轴、董其昌《手札》一册、恽寿平《山水》一册、赵孟《无量寿佛》一轴、王维烈《九如图》一轴（又癸丑春茶宴联句，赐杜琼《溪山瑞雪》一轴）”。阮元的弟子张鉴，特别指出“此等旧画皆办《石渠宝笈》时挑落次等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