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操纵礼炮不同于战炮，因此在实际训练中非常地严格，54门礼炮要在同一个瞬间齐鸣，时间不长不短，必须与国歌的时长相同，配合国旗升到旗杆顶端为止。

为了完成此次鸣放礼炮的隆重仪式，礼炮队从选人到训练，无不精益求精。

根据礼炮队总指挥许欣之将军回忆：第一，礼炮队的炮长，必须是连排级干部，炮手是班排级干部；第二，每个炮手，必须是在战斗中立下过战功的；第三，用来鸣放的火炮必须是战争中的功勋炮。

此次任务极为光荣，因此部队中的很多炮兵都希望自己能被选上，然而由于严格的选拔条件，导致很多人落选，最后只选出了160多名炮手。

现在，用作礼炮的火炮选好了，礼炮队也组建完成，接下来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来了——炮弹该何处去寻呢？

按照当时我国的工业水平，还不足以造出礼炮的炮弹，因此只能向苏联‘老大哥’求助。

面对中国人民的请求，苏方欣然答应下来，并表示会全力制作支援中国同志。

而与此同时，时任旅大公安总局局长的周光，也接到了上级关于‘在规定时间内向北京护送礼炮’的命令。

为此，周光连夜主持召开专门会议，向有关人员传达了上级的命令和要求，认真研究确定了护送礼炮的具体方案和人员。

除此之外，时任中央军委铁道部部长滕代远也亲自签发电报给大连铁路分局：“要绝对保证礼炮的运输安全，确保万无一失，中途不准停车，直达北京。”

为了开国大典的顺利进行，无论是礼炮的制作还是运送，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现失误。

由此可见此次任务的艰巨程度。而这无疑也给负责押运的人员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几天后，一艘装载着礼炮炮弹的苏联军舰，缓缓驶入了旅顺港。

礼炮炮弹顺利抵达旅顺后，苏联驻旅顺海军基地司令部立即派出少将参谋长赶到大连铁路分局，与苏联局长拉吉奥诺夫和中方局长张心亭联系，商定礼炮的交接事宜。

为了保证礼炮的安全，当天晚上，整个旅顺港及车站的主要道口，都布置了相应的执勤人员。

当晚21点整，装载礼炮的苏联军舰缓缓打开了舱门，几十只箱子静静地躺在舱底。

不久之后，这些礼炮将升上共和国的上空，庆祝新中国的成立。

时任大连铁路公安局副局长的孙旭东，曾激动地摸着礼炮箱，在心中默念道：

“礼炮啊，你先静静地歇一会儿，等到那一天，你一定要好好地打，打出中国人民的志气和威风来……”

这些礼炮在经过仔细的检查和封装后，接着便被转运到专列上，由孙旭东等十几名公安干警押送。

然而，这段押运之路，走得并不是那么地顺畅！

由于沿途铁路在战争中遭到了破坏，因此专列行驶的速度非常缓慢，负责押运的干警们一个个心急如焚，疲惫不堪。

此外，尽管押运的干警分成两班，轮换休息，但闷罐车内空气窒息，噪音很大，因此即便被换下来，也无法得到较好的休息。

经过两天的艰难行车，专列终于顺利抵达了沈阳！

结果刚到沈阳，铁道部又发来电报：专列加快行驶速度，中途除了上煤、上水之外，一律不准停车。

此外，为了保证专列顺畅行驶，沿途还布置了军警严密警戒。

然而，当列车行抵锦州后，由于沿线很多路段正在修复，因此专列只好走走停停，行驶的速度非常缓慢。

而专列上负责押运的干警们，经过3天的艰苦行车，体质已经大大下降，有的干警甚至患上了感冒、发烧和呕吐。

此时，干警们在生理和心理上皆面临着极大的考验。

在此危急关头，孙旭东副局长将大家组织在一起，相互勉励，让大家意识到此次任务的光荣，为了开国大典的顺利进行，现在累一点、苦一点也无所谓。

在孙旭东的鼓舞下，大家的疲劳和疾病减轻了很多，欢声笑语再次响彻整个车厢。

当然，整个押运过程依旧是非常艰苦的，但我们的干警同志却没有丝毫的抱怨，即便是身患疾病，也始终咬牙坚持着。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现在所做的这一切，不仅是有意义的，更是很有可能载入史册的光荣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