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二二六兵变》剧照

这种梦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让青年军官一方面痛恨资本和财阀，另一方面则对身居高位的前辈们心存不满。

在青年军官看来，那些身居高位的前辈，当年捞上了仗打获得了军功，现在却以各种借口躺在功劳簿上不思进取，成为挡在后辈们上升之路上的老朽。

1931年策划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短短的几年时间就从中佐升任少将。1936年，当他试图阻止后辈们策划入侵华北时，后辈参谋武藤章当面嘲讽：我们只不过是在重复前辈在满洲干过的事情，有什么不对吗？

在武藤章等后辈军官的眼中，像石原莞尔这样的前辈军官阻止他们搞事情，就如同屠龙少年变成恶龙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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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一辉早年全力投入中国的辛亥革命，这段经历尤其是他最推崇的好友宋教仁遇刺事件，让他从中悟出了两件事。

第一，所谓革命运动无非是军队运动，其主体是军队的下层阶级。

第二，代议民主制在军事独裁面前不堪一击。

基于这样的认识，北一辉从日本军队存在的这种代际冲突中看到了机会。

一方面，他以军国主义思想极力迎合中下层军官。《日本改造法案大纲》的核心思想，一是打倒资本和财阀，均贫富；二是让打倒老人政治，让军队接管社会，给年轻人施展空间。

当青年军官发出“值此城市，军人之薪已无以立足”的感叹时，北一辉则大声疾呼日本的高房价让“忠者饮恨”，“均贫富乃日本社会不容耽搁的大任”……

另一方面，他通过西田税等人，团结了大批少壮派军官，散布“尊皇讨奸”的思想，以清除挡在他们上升之路上的老朽们引诱他们入局。

此外，北一辉还将自己收到的大量政治献金用于资助少壮派军官活动。由此，在北一辉周围，吸引了大批奉他为精神领袖的皇道派军官。

就这样，北一辉打着“忠君爱国”的旗号，实际上却截断了军部对中下层军官的指挥链。

军部那些占据高位的统制派，主张利用政府的威权联合官僚、财阀，掌握内阁实权。他们对北一辉的做法并非没有察觉。但是，由于军部在北一辉的军国主义思想中获益最大，所以他们一直都在暗中纵容北一辉。

甚至，直到发生“二二六兵变”，天皇下令剿灭，军部还在犹豫，还想进一步榨取北一辉身上的价值。

但是，由于天皇的一再催促甚至是震怒，再加上这次兵变刺*了多名出身于海军的将领，海军第一时间采取行动，两支舰队分别进入了东京湾和大阪湾。

最终，军部下定决心镇压，北一辉第一时间就被抓捕。统制派借此对军队实行大规模“整肃”，终于牢牢抓住了军队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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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北一辉之死，是因为他垄断“爱国”话语权，裹挟民粹，让社会失序。

北一辉鼓吹对内均贫富、限制私产，发动自下而上的革命，让天皇亲政，让军队接管社会；对外则推行大亚洲主义，宣称要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帝国。

这些主张，极大地迎合日本底层既想打倒贪腐无能的官僚，又想分享财阀资本家的财富，还想称霸亚洲及至世界的迷梦。

1921年，受北一辉思想影响的朝日平吾刺*了安田财阀的首脑善次郎。

朝日平吾宣称想组织社团改变社会，遍访资本家募资未成，因而决定“诛*一、二彼等奸富的代表人物，使其反省悔悟”。

朝日平吾的做法与北一辉的主张呼应，受到了日本社会的普遍同情。2个月后，受朝日平吾的鼓舞的中冈良一就刺*了首相原敬。

1930年，北一辉攻击首相滨口雄幸在遏制军备竞赛的条约上签字，侵犯了天皇的统帅权。不久，滨口雄幸遇刺。

1932年，北一辉追随者又刺*了主张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东北问题的首相犬养毅。

刺*犬养毅的“五一五事件”庭审现场

在审理凶手时，日本民众群情汹汹，有人给法庭送来35万人签名的血书，也有人寄来自己的手指头相威胁……最终，这些凶手在“爱国”的名义下统统被从轻发落。

1935年，陆军中佐相泽三郎因不满军务局局长、统制派核心人物永田铁山打压皇道派，闯进永田的办公室，用军刀将其劈死。

在审判过程中，相泽三郎再度成为审判席上的明星，舆论对其充满同情。

北一辉的支持者屡次行凶危害社会安全，但总能通过裹挟民粹而引发广泛同情，甚至被从轻发落，这也让他的支持者更加有恃无恐。

就这样，“爱国”的话语权逐渐落入北一辉及其支持者的手中，对持异见者，口诛笔伐、人肉搜索那都是轻的，刀枪相向才是常态。

如此一来，日本政界人人自危、噤若寒蝉。日本就像一趟失去制动的列车，只能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一路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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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北一辉真的像他标榜或者说看起来那样“忠君爱国”吗？

早在1906年，北一辉就自费出版了《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一书，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北一辉，在这本书中否定了日本一直推崇的、建立在“天皇主权说”基础上的“国体论”。

这本书虽然出版后5天就遭到封禁，却受到日本当时不少知名人士的好评，日后更是被誉为日本近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巨著。

北一辉因为自己的理想在日本受挫，开始全力投入到中国的辛亥革命当中，寄望通过中国革命的成功反过来影响日本。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被捕后的北一辉向宪兵坦陈，他是在参加中国革命后，看到中国因为缺乏有公信力的领导中枢而造成军阀割据、政局动荡，才意识到万世一系的天皇对日本来说是一种幸运。

他还私下跟人说：“（兵变）如果是我领导”，“一开始就应该封锁宫城诸门，拥立天皇，断然执行大权”。

显然，北一辉所谓的“尊皇”，所谓的意识到天皇的可贵，并不是思想的转变，而是对天皇这个工具的价值有了更深的认识，私藏的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图谋。

1930年，北一辉在抛出首相滨口雄幸侵犯了天皇的统帅大权论调时，就曾在私底下做出如下表述：“把一切权力都归于天皇，那么统归的结果，就是天皇成为木偶。”

为了能够利用天皇，北一辉曾经很卖力地试图接近天皇。

1920年，北一辉刚从上海回到日本，就给当时还是皇太子的裕仁献上了中国版的《华严经》。

后来，北一辉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发动舆论深度介入了皇太子裕仁的选妃事件。为此，他还获得了太子妃家族的专程致谢。

但是最后结果，北一辉并未能掌控裕仁，反倒是死在了裕仁的盛怒之下。

对此，北一辉倒是很坦然地写下俳句：“被小皇帝夺去铠甲岂有不败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