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余鹏鲲】

今年4月，《写真地理》上一篇《“熟鸡蛋鸡蛋返生孵化雏鸡”试验报告》的论文，让人惊呼“民科”已经攻入学术阵地。不过舆论的热潮很快就散去了，因为民科年年都有，这次无非是登载在学术杂志上而已，且并非是什么了不得的学术杂志，影响其实是很有限的。

喧闹一时的伪科学论文

幸运的是，相关部门并没有只看表面，而是继续深挖背后的根源。经调查，发现该论文的其中两位作者，都是所谓的“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的会员。该“联谊会”竟然在全国有38个分支机构，涵盖半数以上的省份，会员最多的时候有1000多人，其中30多人来自于境外。

北京市民政局经过调查和摸排，于近日将这一组织取缔。该组织在被取缔前出版过伪学术杂志（英文），多次举办未经批准的所谓学术会议，还批准制造过伪科学仪器，可谓是劣迹斑斑。

至此，该事件已经超出人们的想象。该如何评价“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这样的团体，如何评价这样一种行为，目前众说纷纭。有的人认为这说明“民科”们抱团取暖，开始扎堆发展以求扩大影响力。还有的人认为这说明了“民科”们掌握如果权力，将有多危险。

笔者则认为，自从成立非法组织起，过去大众印象中的“民科”就不足以再概括此类团体和行为，必须引入反科学共同体或者反科学组织才能进行有效的讨论了。

“民科”与反科学组织

在“熟鸡蛋返生”这一事件初期，参与者看起来非常像“民科”。因为民科总是自创一套游离于主流科学之外的证明体系，从而能够使得一些现象，看起来好像突破了为人熟知的科学规律。该事件中，“熟鸡蛋返生”论文的作者就使用了试验旁观者人证的方法作为证明手段。

“民科”往往意味着伪科学，但是伪科学并不一定是“民科”。“熟鸡蛋返生”事件的整个过程与“民科”们的研究有很多不同。

回忆以往的“民科”研究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民科”最喜欢媒体，在媒体不报道的情况下，则最乐于去管理部门。如果不被接受，“民科”们就会干扰学术科研机构的正常活动，要求辩论。求知名度而非求利，是过去“民科”们最显著的外在特征。

2011年，“民科”郭英森在北大清华打横幅，要求学者们和他辩论

而“熟鸡蛋返生”的作者并不求太高的知名度，他们只要自己的“商业客户”相信这一套就行了。不仅不像民科那样，主动去最高学府“打擂台”，反而避免过度曝光。事实证明这是必要的，媒体报道之后，“熟鸡蛋返生”的作者们的“事业”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而典型的“民科”，哪怕被拆穿，也会坚持己见，觉得是自己被迫害了。

正是由于“民科”们真的相信自己在搞科学，是纯洁地进行科学研究。对于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来说，为了所谓的研究，家庭、事业、青春甚至健康都不要了。因此“民科”们往往行事比较极端，让人感到既可笑又可怜。

例如“民科”李三清长期研究“大一统理论”以致于倾家荡产，为了表达对该理论不被科学届普遍认可的愤怒，他做了两件出格的事。一是砸中科院大门，导致被行政拘留，二是在一次直播中切掉了一根手指。

“民科”们的这些举动当然不值得提倡，但这也说明了“民科”们珍视自己的“研究成果”。而“熟鸡蛋返生”的作者们就潇洒多了，他们搞这些伪科学，只是事业已有大成之后的消遣罢了。

除了目的和心态之外，反科学组织和“民科”之间还存在手段的区别。典型的“民科”，喜欢用极其简陋的科学工具去完成重大的科学目标，因而更加显得知识浅薄。

“熟鸡蛋返生”等文，通常行文比较严谨，论证粗看自洽，格式更是与典型“民科”的文章有霄壤之别，因而伪装性要强得多。这样“熟鸡蛋返生”就很有可能骗过国内外的中低端学术刊物，将自己伪装成学术论文。

“民科”们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单薄论证过程与反科学者区别极大

反科学组织与“民科”存在这些区别的根源在于：“民科”没有自己的学术共同体，也就是说没有组织，而反科学者是有组织的，而且一直试图将自己的反科学共同体伪装成正统的科学共同体。

同样是伪科学，每个人的作伪方法是不同的，为什么反科学者能互相认可并抱团呢？我们大概能推测到，是权和钱起了作用，这些反科学者依靠伪科学共同体，更有可能把自己的伪科学作品包装成科学，从而转变为更多的权和钱。

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民科”掌握权力不得了。但明白了“民科”与反科学者的不同就会发现，真正可能掌握权力并用以为害的，其实是反科学者。

传统“民科”已然势微

2012年以后，传统的“民科”影响力逐渐变小，近年来的伪科学事件其实多是反科学者所为。为什么“民科”会式微呢？

要了解这个问题，就必须要谈谈“民科”的兴起。民科本人的实现欲过于强烈、崇尚科学的基础教育、尚不健全的科普文化以及宣传机关普遍不高的科学素养和人文关怀，共同造成了这一现象。

我国的义务教育至今仍极其崇尚科学，当家庭和社会的教育因素影响较少时，中国的小孩子普遍想当科学家，这就为“民科”的出现预备了雄厚的民众基础。过去相当长时期的科普文章，只强调科学家们的努力钻研、不问世事、灵机一现和对国家的贡献，却忽略了他们在学术上的积累、交流、天分以及对科学的贡献。

这些在报道大数学家陈景润时体现得最明显，至今在很多人的脑海中，这位顶级的数学家还是那个灯下奋笔验算、离群索居、四十岁还不想组建家庭，但又给中国争了光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