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分》，[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著，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10月。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社会区分也是维持社会架构的力量。当你的行为是可见的（visible），你所有的行为会变成一种社会表征，进而强化特定的社会现实。但是，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最为珍贵的地方，不是说权力永远可以循环下去，社会现实一直不变，而是说，面对社会的不公正与不正义，总有些人会做出不一样的社会行动，越来越多不一样的社会行动表征会最终改变这一社会现实。

但是，我们所说的改变全部都建立在社会行动成为一种群体经验与群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一种新的社会表征（social representation），它的前提就是这样的行动与言论背后的个人身份是可见的、可被信任的。否则，你根本不知道躲在背后的人是谁，而他也不需要为自己的言论和行动负责。

这其实也是矛盾所在。一个社会有时候还是需要一些边界，不能完全没有边界。虽然我们知道，有一些边界是不正义的，背后的权利关系是不公正的。但如果没有社会边界，就没有秩序，社会也会濒临崩溃。

英剧《黑镜》（第二季）剧照。

另一个更为迫切的问题是，当人们的网络身份（匿名）与现实身份（可见）相互分离，它对于一个人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在有关“毒药猫”理论的研究过程中，我读了很多“孤狼式袭击者”（lone wolf attackers）的调查报告，不少人都有看心理医生的记录。他们通常在两个世界里扮演不同的角色——网络上是英雄，现实中是失败者，最后导致整个精神/心理状态崩溃。更具体一点来讲，孤狼式的袭击者通常夹在两种认同之间。但最后，牺牲的也正是这些边缘人。

历史学者应该检讨自己，反思我们相信的伟大经典

新京报：近年来，你致力于推广反思史学，希望通过理论方法的重整省思，打破人们长久以来对历史、对当下的隐性偏见与认知痼疾。在远处与近处的灾难频发的当下，在被无序与不确定性笼罩的当下，你认为历史学者在今天的责任是什么？

王明珂：我前几天还在鼓励年轻学者，100年后大家会发现，这两三年是出大师的时代，因为全世界都陷入一种困顿之中，精致且有创造力的思想常在困顿中产生。

历史学者的责任，我能谈的只有自我期许。我最近正在进行的，是重新理解人类社群、相关历史记忆与文明之间的关系。我想要揭露它们之间的真正面貌。这多少算是与堂吉诃德所为一样的impossible dream。我想要探索，人类社群如何从原初社群逐步演变为部落、王国及今日民族国家，以及这些政治社群如何创造特定文明，历史学家如何描述文明及其背后的政治体。

我认为，历史学者应该检讨自己，反思我们相信的伟大经典。这是对历史经典如何成为经典的反思，也是对经典历史记忆所支持的文明与人类社群的反思。希望以此化解近年来被鼓吹而逐渐成为现实的严重文明冲突。毕竟，文明起源建立在对原初社群（底层农村）的剥削上；在世界各文明冲突之间，被动员上战场的仍多为农民。

纪录片《地球之盐》剧照。

新京报：最后一个问题。你一直不重视学科上的认同与区分。在学术写作上，也尽量避免使用艰深的理论术语。你是如何形成这样的学术风格与学术理念的？

王明珂：我觉得无论如何，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面，我们观察着同样的人类社会，为什么不同学科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如果我们对人类社会有一些真正的了解的话，就会发现，很多时候，不同学科其实是用了不同词汇去描述同样的事情。但是，这会让我们就觉得，每一个学科都沉浸在他们自己的词汇里面，变成了一个由词汇与理论形塑的宏大景像（spectacle），经常地，我们也会忘了其实大家所描绘的还是同一个社会。

所以我认为，我们一定要突破词汇所造成的假象，而去认识它们所描述和研究的社会本相。我想，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贡献，如果受制于这些词汇，就只能自限于某学科里，这也是我觉得学者应该要跨学科的原因。

另外一点，你提到理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可笑的事情。我们为什么需要理论？这是因为人类社会太复杂了，我们希望总结出一些一般法则（general law），一些所谓理论，然后再在一般案例中看它是不是符合这些原则，不符合的话，它为什么不符合，这样子我们才可以进一步了解复杂社会﹐提出更有说服力的理论。结果，为什么现在会变成理论比人类社会更复杂？这是很荒谬的。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一点，在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中，理论是思考与探索人类社会的工具，它帮忙我们去理解社会与人，它本身不是研究目的，理解社会与人的复杂性才是我们的研究目的。

*题图出自纪录片《文明》剧照。

记者 王青

编辑 王青 罗东

校对 贾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