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鸥，原名王世达，重庆人。1939年开始发表作品。194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农村的歌》《化雪夜》《一个花荫中的女人》《失恋者》《寻人记》《沙鸥诗选》，评论集《谈诗》《学习新民歌》《沙鸥谈诗》散文集《英雄船长》《一钱不值》等。
谈疾病：
生所厌恶的，只是生的不如意而已
我本是医生出身，从前每天上班都要给人写些病历什么的，自己也免不了偶尔头痛脑热，所以可以说是对疾病有着双重的感受，但现在却不想在这儿谈论某一种特定的病症，想说的是“生老病死”里的那个“病”。
生老病死，这是多么周全的一个体系，仿佛其中蕴含着什么匠心似的；虽然我是唯物论者，并不相信有造物，但也觉得这实在安排得太妙了。生与死是根本对立着的，生就是不死，死就是不生；老虽是生得久了，却往往是生意更重；在其间插入一个病字，庶几可使生意渐减，死意渐增，作了必不可少的过渡。这个意思，差不多所有谈论自己病况的人都曾说到，譬如蒙田就说：
“我患肾绞痛起码体会到这样一个好处：那就是它教我认识死亡，而过去我是不可能下决心去了解死亡，去和死亡打交道的。我愈是感到重病在身，剧痛难忍，我愈觉得死亡并不那么可怕。”
病仿佛是死发出的一声你不能不回应的招呼；死成了一个具体的东西，不再仅仅是不尽的黑暗。而作为基督徒的莱茵霍尔德•施奈德在另一种“重病在身，剧痛难忍”的情况下，所说就更透彻了：“我简直无法设想，上帝要去无情地摇醒已拜倒在其脚下且奄奄一息的睡梦中人——一个终归要睡去的病人。任何一位医生或护士，都不会去干这种傻事。上帝就更不会了。”
这番话最可以用来说明我们通常所谓“解脱”了。不错，死可以是解脱，但死是把人从什么之中解脱出来呢。如果没有疾病，如果没有其他类似疾病的折磨，人是不会要求什么解脱的；生是不会厌恶生的，生所厌恶的，只是生的不如意而已。死正是使人能够不再忍受他已不能忍受的疾病之类的折磨。简•奥斯汀死于“一种顽固的不治之症”，她哥哥为她所作传略记载：“当家人最后一次问她还需要什么时，她回答道：‘除了死亡，我什么也不需要了。’”
这是说得多么苦的话，但我们也在这里看到病甚至替代了死而处于与生相对立的一方面，死反而成了对生的一种帮助了。至少也可以说，人面对病的被动使人得以主动地面对死。病就是这样使我们终于能够接受从根本上讲是不可能接受的死，我们因而也就把生老病死当成是自然的流序，人人都可以尽量坦然地面对这唯一一次生命旅程的行将终结。
所以川端康成才说：“芥川在《给一个旧友的手记》里这样写道：‘我说不定会自*，就像病死那样。’可以想象，假使他仔细地反复考虑有关死的问题，那么最好的结局就是病死。”
电影《入殓师》剧照。
如果把“生老病死”作为对整个人生的说明，那么其中的“病”就不仅仅是疾病，而是可以指代一切生的不如意，无论是来自自己的，别人的，还是社会的，或者根本是无名的。一切不如意都是对生的锤炼，使生能够在现实中落下脚来，从而使我们更能认识生的真正含义。生老病死，这里的生真是太好了，它给我们提供了全部基础，但是这个生永远不是一个幻想，不可能没有老作为它的趋向，不可能没有病作为它的负担，也不可能没有死作为它的结束的。
十六世纪的医生帕拉切尔苏斯说：“疾病是世界的譬喻，因为人人都在死亡中行进。”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话。我们看自己就是看世界，同时更清楚地认识了自己，而自己也不再是孤单的个人了，所有细微的变化都指向某种深邃久远的所在。生真是沉重的一个字；但另一方面我又想，那些在死亡中行进着的也正是被生所鼓动着的人们罢。
谈生死：
对死者而言，是自己和这个世界都死了
关于死，人们有过很多议论，似乎还以马丁•布贝尔在《死亡之后》中说的最为确当：
“死是一切我们所能想见的事物的终结。”
而莱茵霍尔德•施奈德描述的临死之前的感受可以当作对布氏这话的诠释了：
“每迈一步，每次推门，上每级台阶我都在说：这可是最后一次！最最后面的一次！”
从根本上讲，我把死理解为不再可能。生意味着总有机会，甭管它是好是坏，实现的概率有多大，总归是有这个可能性；死则是所有可能性的终结。只要可能性在现实与想象中不仅仅是坏的，死就是一件残酷的事。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对于一个活人来说确实如此，但是死把所有的路都给绝了。所以伊利亚斯•卡内蒂说：“生命的目的十分具体而且郑重，生命本来的目的乃是使人得以不死。”
生命的目的就是为它自己寻找一种可能性。这种寻找，这种被寻找着的可能性，深厚而广大，几乎是无限的——然而实实在在的死使之成为有限。世界被我们每个人直接与间接地感知着，我不知道我的世界从何时始，但我知道它到何时终。一个人死了，对这个世界来说是他死了，对他来说是他和这个世界都死了。
而且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凭借继续在他人记忆中存在；凭借在家族中的永生；凭借青史留名的业绩；凭借彪炳历代的光荣——凭借这些都会令人有慰藉之感，但都是徒劳的。”
问题并不在于死后的事情是否确定；问题在于死者无知，对确定与不确定都无知。这种慰藉之所以徒劳，是因为它与一切生命的所有一样，无法延续到生命完结以后。死者可以给这世界遗留一些有形或无形的东西，但他不再能控制它们，它们属于生者了。不错，很多死者因为各种原因至今还为我们所记住，但是当直接来自感知的记忆断绝之后，死者就仅仅是一个名字，或者说一个符号而已，仿佛是有关他发生的一切其实与他并不相干，因为他早就不存在了。
我们向死者伸出手去，握住的只是虚空，这是最使我们感到痛苦的。我想起我去世了的父亲。父亲去世给我的真实感觉并不是我送走了他，而是我们在一起走过很长的一段路，他送我到一个地方——那也就是他在这世界上最后的时刻——然后他站住了，而我越走越远，渐渐看不见他了。事实往往如施奈德所说：“我们只有以死为代价，才能发现人、热爱人。”
电影《遗愿清单》剧照。
但也不是由此就要得出悲观的结论。对于一个活着的人来说，死是将要到来的一种事实，而生是现在就存在着的事实。对什么是死以及死之不可避免的清醒认识说不定会给我们一些帮助。保尔•蒂利希说过：“死亡使人能够探询生命的真谛——也就是说，死亡使人超越自身的生命并且赋予人以永恒。”
从前我写过《关于孔子》，引用了《论语•里仁》中这一节：“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我把它当作孔子人生哲学的归结处。现在想来，关于生死问题孔子也有他独特的思考。
以“闻道”和“死”来进行比较，很明显死是不能把握的，而闻道是有可能把握的，因为闻道不论多不容易，总还是隶属于生的一项活动；也就是说，闻道才有可不可的问题，而死却谈不上可与不可。所以依常规讲，恐怕应该是：“夕死，朝闻道可矣。”但孔子偏要反过来说，我想他是有一番道理的。在确定的死与不确定的生之间，他最大限度地张扬着生，尽量赋予它一种确定的意义，既然死是不可以把握的，那么就尽量去把握可以把握的生，这种把握的极致也就是闻道。他这么说乃是把闻道放在了死之上。
孔子还说过“未知生，焉知死”的话，他的着眼点都在生这一方面，而“朝闻道，夕死可矣”同样表现了他这个想法。朝在夕之前，同样闻道只能在死之前；他是说要在你有限的人生之中去完成你的人生，人生截止于死那一刻，对于死后他是无所依赖的。这样死才有可能不是唯一的结论，死前有生，生有生的意义。从这一点上讲，闻道与蒂利希所说的“永恒”是同义词。
生死之间是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最大限度地张扬生，就意味着有限的生命对于这界限的一种冲撞，使得生命的尖锋有突入到死亡之中的可能。欧仁•尤奈斯库是我所知道的对于死最有感受的人，在他的日记里一方面明确地说：“生，是为了死。死是生的目的。”一方面又说：“虽然如此，我还是全力朝生命狂奔，希望在最后一刻追上生命，就像要在火车启动的一瞬间踩上车厢的踏板一样。”
电影《遗愿清单》剧照。
我的父亲在他一生的最后十几天里忽然计划要创作一个组诗，他口述给我记录时，身体虚弱得连盖的薄薄的被子都不能承担，仿佛收音机的电池耗尽了电，念每一句咬字和声调都渐渐变得不确定，模糊，最后变成一缕缕游丝，在夜间空荡荡的病房里飘散。但他的诗依然像一向那样充满了奇瑰的想象力，而且更有力度，无拘无束。当时我就感到好像有一种东西撞破了生死之间的铁壁。我想对于作为诗人的父亲来说，也是写诗的能力比他的生命本身还要长罢。
谈悼词：
对死者是“盖棺”，对生者是“论定”
在我印象中悼词都由这样几部分组成：首先是报告某人的逝世，然后追述他的生平，继而概括他的功绩或精神并指出这是我们应该向他学习的，最后以一句“某某同志，安息吧！”作结。
我所想提出的是有关悼词的对象问题。从前三部分看，实际上的对象是在场的听众即生者，因为只有他们才需要了解有关死者的上述情况，当事人是不需要对他陈述有关他本人的事实的，实在也没有必要对他这样做；而在最后虽然简短但又相对完整的那一部分里，死者却从人群中挤出来，屏退了所有生者，独自领受这唯一说给他听的话。这样一篇悼词里就同时出现了第三和第二两种人称。好像所有的悼词都是如此似的。
现在我想这种人称上的混乱或许正表现出今天的我们常常面临的某种尴尬：死者对我们来说到底是什么，我们无法予以确定，或者说态度总有些两难。事实上死者已经不存在了，举行追悼会以及致悼词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我们又希望他还在我们之间，从人情上讲我们不能承认正在做的是一件与他无关的事。也许要说现在悼词的意义更在于“盖棺论定”，但盖棺论定这句话其实说的是两码子事：对死者是“盖棺”，对生者是“论定”，永远如此，而其间隔着的是双方都无法逾越的死。
张爱玲说过一句近乎残酷的话：“活人的太阳照不到死者的身上。”我倒觉得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仿佛正是举着人间的阳光尽力照向那永恒而无边的黑暗。所以尽管所有的悼词都是那么的程序化，但在这一点上还是一次次地使我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