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恒俊（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在南京鼓楼医院实习的吴之理随医院内迁到了汉口。12月的一天他回到宿舍，室友戎和卿告诉他新四军有位沈姓医生刚来拜访过。几天后，他们见到了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军医处处长沈其震，经过一番详谈，吴之理、戎和卿与郑逎光这三位上海医学院的同学做出了参军的决定。

吴之理的经历只是战时新四军吸纳外来医务人员的众多故事之一。抗战期间，包括新四军在内的中共军队长期在复杂环境中坚持作战，几乎都面临伤病频繁而医务人员短缺的局面。而医务人员的培养周期长，技术要求高，短期内很难见效。因此，从各大城市医院、医学院吸纳专业的医生、护士和医校毕业生充实部队，成为中共的一项重要方针。以新四军为例，全面抗战八年间吸纳了至少五六百名外来医务人员，构成了部队卫生勤务系统的骨干，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以阶级身份而论，医务人员多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工农为主体的革命队伍本无太多交集。抗战爆发后为何许多人选择加入新四军？除了通常的革命热情外，是否还有其他更具体的原因？进入部队之初，因阶级身份差异，双方有过哪些误解和冲突？为此，中共如何调整和完善政策，最终实现外来医务人员从“进入”到“融入”的转变？这一身份转变，不仅呈现了中共人才政策的演进与实施过程，同时也是抗战时期中共军队不断壮大的历史缩影。

新四军卫生人员为俘虏提供治疗

进入：新四军对外来医务人员的吸纳

伤病是新四军在抗战中长期面临的严峻问题，1940年初，军医处对2528名士兵进行体检，查出常见病十几种，约1/3的士兵营养不良，1/4患有肺结核病。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医务人员的短缺。1938年2月军医处成立时，医生、护士总数尚不足20人。下辖四个支队中医护人员也寥寥可数。及至1941年皖南事变后军部重建，军医处改卫生部，建立从军到旅三级卫生部，但许多部队的卫生建制并不全，专业医护也未能配齐。

因此，建军之初新四军便将延揽医务人才作为部队卫生建设首要任务。1937年秋叶挺赴汉口就任军长时，即邀请好友沈其震医生同行，负责军医处的筹备。沈出身名门，东京帝国大学医学博士，早年热心革命，五卅运动期间就与叶挺、李一氓等相识，无论医学背景还是革命立场，都是最佳人选。沈其震抵达汉口后不久，12月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在汉口成立，林可胜任总队长。林是沈早年在协和医学院从事访问研究的指导老师。利用这层关系，沈其震得到一份救护总队名单，从中挑选了吴之理等人，成为军部最早的一批医生。到1938年底，新四军共吸纳80多名专业医护人才，其中不乏上海医学院、湘雅医学院、中央医院、仁济医院等知名医疗机构的从业者，使新四军的卫生队伍从开始就具有较高的学历层次。

皖南事变后，针对部队卫生建制不全、人员缺乏的状况。代军长陈毅多次强调要到“外面如香港、上海去动员大批医生、护士到部队来服务”。1941年7月30日，中央军委也发文，要求各部队到沦陷区和大后方吸收技术高深的医务人才，充实卫生系统。为此，卫生部多次派沈其震、吴之理等人到上海，在江苏省委和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的协助下，吸纳医务人才到新四军工作。

新四军护士：（左起）郑素文、赵国宝、张婉、金鼎、毛铮

这一时期，加入新四军的除了年轻的医护人员和医校毕业生外，还有众多的高级专家。1940年，吴之理经德国进步记者希伯介绍认识奥地利泌尿科专家罗生特，次年3月，罗生特在地下党的护送下由沈其震陪同抵达苏北军部。罗生特在华工作逾十年，是新四军中白求恩式的人物。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全境沦陷。沈其震等人又从原租界的圣约翰大学、中法大学、雷氏德研究所、仁济医院动员了大批专家到新四军，总数约有四五十人。

医务人员是一个专业性强，圈子相对稳定的职业群体，与工农军队交集很少。事实上，参军前很多人对新四军几乎一无所知，对革命也缺乏认识。因此，人才吸纳过程中，沈其震的个人魅力和他在医学界的影响力发挥了很大作用。吴之理后来多次坦言，他出身于没落的小资产阶级家庭，参加新四军是不自觉的选择。1937年底他与叶挺、沈其震第一次见面时什么都不懂，只知道要抗日。见沈没有官架子，说话诚恳，而叶挺是北伐名将，于是放弃了国民党的高薪，选择加入新四军。抗战爆发后随南京红十字会医院内迁的郑学文也回忆说，参军时他对党的认识很浅薄，但家乡沦陷，家人下落不明，到新四军工作是难得的机会。见到沈其震学者模样，和蔼可亲，最终打消顾虑，参加了革命队伍。

同学、同事这类传统社会关系也是促使医务人员离开熟悉环境，进入部队的重要因素。1938年4月，军医处50多人中有1/3强来自上海医学院、盛京医科大学和中央高级护士学校。吴之理参军后就给自己的同学、同事写信，鼓励他们到新四军工作。在他的影响下，同学、爱人章央芬，同事李启宇和他的弟弟、妹妹相继参军。后来担任高级医务干部的王聿先、宫乃泉、齐仲桓和崔义田等人是盛京医科大学校友。王聿先等三人在汉口参军后给在湖南的崔义田写信，动员他也加入了新四军。

军部重建后，新四军的用人机制逐渐完善，但在医务人员的吸纳中社会关系依然重要。1942年初，沈其震筹备华中制药厂时，经前一年参军的陈寅介绍，认识了他在中法大学药科的老师恽子强和阮学柯。1943年李蓝炎担任七师卫生部部长后，也从他先前工作的同德医学院先后动员了数十名医生、护士到七师工作。可以说，抗战的大变动时期，同学、同事关系在新四军吸纳外来医务人员的过程中发挥了稳定作用。

不过，医务人员决定参军后，还有个现实问题需要解决：他们如何从城市穿过敌伪控制区，到达新四军军部和各根据地？在人员的输送方面，抗战初期国共关系较好，技术人员一般可通过公开的兵站系统或半公开的交通网络输送。1940年底形势紧张后，中央特别指示，鼓励普通人员以自己的社会关系和公开交通前往根据地，而部队亟需的文化、技术人才和医生，则以秘密方式用党的交通路线个别护送。

1941年，为护送罗生特去苏北，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的汤季宏事先联络了“泰安”轮职员杨某，将其扮成传教士隐蔽在船上，再由办事处的交通工作负责人荣健生同船保护。在目的地张黄港，通过有青帮背景的王某疏通伪军关系，在“泰安”轮抵港前安排一条小船与之接头，将一行人接下船，连夜送往新四军控制地区。李兰丁的参军经历也是如此。1941年底她从同德高级助产学校毕业当天，地下党在外滩3号码头安排了船，并备好行李。她和其他同学按约定时间上下船后，由交通员带领分两批走到临时交通站，连夜再转移一次，最终抵达了六师十八旅营地。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中共高效、严密的组织和完善的交通网络，如此频繁的人员流动会发生自日伪统治严密的华中地区。

安徽泾县新四军后方医院病房一角

磨合：参军初期的误解、摩擦与矛盾

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医务人员进入工农革命军队中，因阶级身份差异、部队中的旧有观念和其他种种原因，初期双方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误解、摩擦，甚至严重的矛盾。

吴之理后来回忆说，建军之初他们遇到的一个麻烦是部队的信任问题。因为处长沈其震和其他医护人员都不是无产阶级，又不是党员，士兵们怀疑他们的革命忠诚度。1945年新四军卫生部工作总结也承认，初期由于阶级斗争形势严峻，加之外来医务人员生活习惯、工作态度与部队作风不合，造成不少误解。因为不相信医生、护士，有士兵受伤后拒绝接受治疗，怀疑护士不给好药。吴之理也曾因谣言被当作国民党特务，二支队还发生过医生被士兵绑着押送某地的情况，后经军部干涉才被放出来。叶挺就曾对沈其震说过，部队对医生的猜疑很多，他都做过解释。

在此背景下，初期新四军虽然在物质和生活上给予外来医务人员优待，但政治上却或多或少地存在“关门主义”倾向。政工干部被派到卫生部门时不说明其工作性质，也不公开介绍，双方很难配合。党政会议也不通知卫生部门参加。对新来的医务人员敬而远之，不能诚恳坦白地批评教育。业务方面，政治协理员的职权超过处长，病人开刀需要协理员批准。如此种种不难看出政治部门对外来医务人员的定位，他们更多地被视为部队高薪延揽的技术人员，而非革命队伍的一员。

信任问题之外，中国旧式军队中存在的军事部门对后勤部门的轻视，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新四军。建军之初，部队指战员和士兵大多文化程度有限，不了解卫生的重要性，因而存在医务人员等同于理发匠、修脚匠，卫生工作可有可无的观念。某些连队甚至有首长让卫生员倒水洗脚、背皮包，以及士兵殴打医务人员的现象。基层卫生人员也对自己的工作缺乏信心，认为做医务工作很难出头，学习政治才有发展机会，要求改行去抗大党校学习的很多。有士兵被调去参加卫训班，也闹别扭不愿去，觉得当卫生员不吃香，没出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