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克笔（非杜聿明所有）

但此时的陈茂辉，看似表情波澜不惊，实际上心中已经有了“小心思”。

陈茂辉看着眼前的香烟、牛肉干、水果糖和派克金笔，他知道这些可不是包围圈里一般的蒋军军官能享受的！

高文明握着笔，只写了几个名字，就写不下去了。此时那个记者赶紧作揖打圆场：“长官，高处长的头脑被炮弹震坏了，由我替他写吧！”

陈茂辉制止了，随后板着脸问：“说吧，你们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

说完，陈茂辉拿起了桌上那份《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大声地朗读了起来，意欲非常明显。

见到高文明等人没有反应，陈茂辉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把以前经常给杜聿明等人唱戏的京剧团琴师叫来问话。

此时这个高文明行为更加诡异，他一个劲儿地往火塘里加高梁秸，一个屋子里搞得青烟缭绕，直到琴师被带走。

后来，安排这几个战俘吃饭的时候，一个人窃窃地说了句“总司令”，虽然声音很小，但还是被陈茂辉安排的人听到了，随后便报告给了陈茂辉。

通过对这些疑点的分析，陈茂辉基本确定了自己的猜测，但他还需要进一步的认证，于是他把那个自称记者的人单独交到了审问室。

经过一番心理战，这位记者早就已经情绪崩溃，陈茂辉软硬兼施，讲清了利害关系后，对方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

“我交待！我交待！他是杜……杜长官，我……我是他的随从副官。”

这个时候，敌工部也派人送来了杜聿明的照片，和那位自称高文明的军需处长对比后，陈茂辉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就这样，国民党中央委员、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前线指挥部主任、大名鼎鼎的杜聿明狼狈被俘。

图-位于安徽省萧县张老庄村的被俘处

虽然我党的政策非常宽容，对待这些战俘也采取了优待的政策，但很多时候一些战犯和我军的立场不同，不能理解我党的良苦用心，不认为自己有错，更不愿意接受管教。

杜聿明却与之完全相反，他一直对自己的过往耿耿于怀，认为自己犯下了滔天大罪，我党和人民肯定不会放过他，被俘后三次尝试自*，希望能够“以死谢罪”。

但杜聿明没想到，我党竟然对其十分宽大，不仅及时派医生救了他的命，而且还对他进行了细致的检查，对于以前行军打仗落下的旧疾，我党也安排了医护人员对其进行治疗。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杜聿明慢慢改变了自己以往的态度。

本来杜聿明这个人家里世世代代都是封建地主，父亲也是一个清末的举人，所以杜聿明的骨子里虽然有股子爱国的热情，但也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残余。

这种从小就认定的思想模式，在一个人的中晚年时期，想要更改，简直难于上青天。

可是为了争取宽大处理，早日回到正常人的生活，杜聿明开始敞开心扉，积极接纳新思想，积极配合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的工作，虚心学习，态度端正。

正因为如此，1959年新中国特赦战犯时，杜聿明便作为第一批特赦犯被释放，成为了一名合法的新中国公民。

此时的杜聿明第一件事，就是给远在美国的妻子写了一封信。

当年妻子跟随蒋军一起去了台湾，被许诺衣食无忧，结果却连维持生计都困难。一直到后来女儿杜致礼嫁给了杨振宁，杜聿明的妻子曹秀清才跟随女儿去了美国，算是过了几年的安稳日子。

如今杜聿明已经被特赦，他想念自己的亲人，虽然此时生活困顿，但还是想着能和妻子团聚。

一边是女儿，一边是丈夫，这让曹秀清有些难以抉择，最后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曹秀清还是回到了祖国大陆，回到了丈夫杜聿明的身边。而这件事，也给了杜聿明新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