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份充分揭露日本侵略者野心的计划，这是一纸在胁迫下签订的文书，这是一件签订后即被宣告无效的合约，这也是一个觊觎已久最终却无法实施的方案—侵华日军《津石铁路》原始档案。
一
在笔者的收藏中，有一宗1936年11月由侵华日军“支那驻屯军司令部”制定的《津石铁路》原始档案。这宗档案题为《津石铁道相关文书》，16开本，全卷4万余字并附图表，皆为日文撰写的打印油印件。包含有《津石铁道相关委员会与兴中公司合同书》《津石铁道相关合同书》《中华民国津石铁道借款契约》等六项，合订为一宗。它记录了1936—1937年间由“支那驻屯军司令部”“满铁经济调查委员会”及满铁所设立的“兴中公司”与“冀察政务委员会”就兴建津石铁路事宜所进行的交涉过程，内收建造计划书、照会、合约、公文、调查报告等。
1937年2月23日《中华民国津石铁道借款契约》
其目录页为钢笔书写，内容各项文件独立装订，下部的发受部队填写为 “满经调”，并钤有“迎”字印章。封面最上部有两个蓝条框格，依次为“参谋”“部附”，依各项内容钤有不同人员的印章。其中一枚盖有“専田”的手盖印章，引起了笔者的注意。经考证这枚印章上的“専田”，为曾辨认过张自忠将军遗体的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参谋长专田盛寿，日本陆军少将，1936年任“支那驻屯军”谍报参谋。
其他钤印分别为：“和知”“池田”“安達”等。“和知”即和知鹰二，日本陆军中将，是个中国通，日军特务机关中“兰机关”的机关长，时任“支那驻屯军”政策参谋。“池田”即池田纯久，日本陆军中将，统制派理论的倡导者，时任“支那驻屯军”作战参谋。“安達”即安达与助，日军少将，时任“支那驻屯军”后方参谋。
另外，各文件封面上端均钤有显著的“極秘”方形印章，左下端落款依内容不同，分别为“满铁经济调查委员会”“支那驻屯军司令部”等。
在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企图“征服中国”的过程中，铁路一直是其颇为注意的问题，九一八事变前夕的中日铁路交涉和七七事变前敷设津石铁路的谈判，是两个最为典型的事例。
二
津石铁路从天津经河间到石家庄，对于其修筑日军蓄谋已久。1935年，日本在占领东北后，发动了“分离”华北的大攻势。鉴于严峻的华北局势，国民政府撤销军委会北平分会，成立了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将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置于一般行政区之外，实行自治性管辖。日军以冀东伪政权为筹码，迫使冀察政权迅速“亲日化”，合并两个政权，并把“华北自治”扩大到河北、山东、山西、绥远和察哈尔五省，以实现建立“华北国”的美梦。
日军占领时期的大同煤矿
日方对冀察政务委员会先则盛倡“经济提携”，继则鼓吹“开发华北”。所谓“开发”主要包括四大项目，即交通设施、地下资源、农业资源和动物资源。交通运输设施项内含四端：铁路、公路、航空线和港湾。该项在整个“开发华北”中列于首位，铁路又位居该项四端之首，在日本的所谓“开发华北”攻势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
在笔者所藏的这宗档案中，仅看日军“津石铁道的经济价值判断”一项的目录，就能看出其险恶的经济掠夺用心：天津，纺织工业原棉的需求供给；山西，棉花及小麦；天津制粉工业对山西及陕西小麦的需要；山西省内对于长芦盐的需要增加；北支诸炭矿运送至天津的运费；津石铁道，背后的山西贸易……
在《日本松室少将最近对关东军的秘密情报》中，日军“支那驻屯军”司令部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报告中写道：
帝国工业之生产量逐渐膨大……痛感原料之缺乏与市场之狭小，并痛感原料与市场之获得，非经相当之艰辛奋斗不可。而此地域之获得，又非与帝国若干势力打成一片，连成一气，亦难以确保……是以对于新原料与市场之觅求，乃帝国荣瘁攸关之重大事业……帝国原料与市场问题解决，实不能不注视“易”于进攻的中国华北……华北系全华原料中心地， 物产为丰富之煤、铁、小麦、棉花、石油。就调查统计，煤：仅次于美国，占全世界第二位。山西一省之埋藏量即占半数，为抚顺之百二十倍。铁：约埋藏二亿吨。小麦：晋鲁冀察四省合计年产一亿一千万担。棉花：约产二百三十万担。大豆：五千万担……故华北诚我帝国之最好新殖民地也。
为了及早将华北殖民化，日本拟修建沧州大沽线、彰德济南线、高密徐州线、蒙古铁路这四条线路，实现“干支皆备，巨细无遗”，以确定华北的特殊地位，并为这个地区“脱离”中国中央政府管辖置备物质技术条件。
在对华北各预设铁路进行了实地调查后，日本认为津石铁路最符合需要。“一旦告成，在平时，便于日本取得华北地区的棉煤等农矿产品，特别是山西所产的煤；若中日一旦交战，则可用以利于横滨而来的日军由天津登陆，继而深入华北各地。”在笔者所藏档案中有一则《沧石线业务预测分类表》附图，详细标注了井陉、正定、阳泉、晋南、冀南等地的石炭、棉花、煤油糖等资源的产量、每日运量、运费等数据。而在该表的最下格特别附注一个说明：“因沧石线运程较津石线长56K，运费增高，故货运不能充分，逐年循增。预计其循增之比例数最多仅及津石的一半。”
日军报告中的附图《沧石线业务预测分类表》
为此，日军为了津石铁路的修建而紧密活动。在1936年，天津《益世报》的几则消息让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些活动，摘录如下：
本市消息：田代顷因要公有待与关东军方面协议，决于今(十日)日上午八时派军部专田参谋，搭日军用机飞往长春，会晤关东军司令植田，及板垣参谋长，对冀察一般事宜，作详尽之商讨。专田预计在长须勾留一周，始克归来覆命云。
本市消息：日军部参谋池田，前携日对开发华北经济具体计划，赴东京请示，并斡旋向华投资情事。前午归来后，除向田代复命外，曾举行会议，报告此次在京游玩结果，及研讨今后施行细目。昨据日军部某参谋谈称，开发华北经济之方案业由日本中央部核准，现正分别进行办理。关于日方投资问题，原拟将兴中公司扩大组织与增加资本负开发经济投资之专责，以贵事权统一，易于进行。
又：日驻屯军部池田参谋，前归国向陆军中央部请示华北经济提携事宜，已携结论返津，拟于今日谒宋，有所谈商云。
又：塘沽筑港，龙烟铁矿之开采，白河之疏浚，与夫一切经济工作，现正分别调查商谈进行中，其资本原则已经确定，为中日各半。至津石铁路亦决定修筑，则由满铁投资，额数约为八九百万元云。
三
可是，津石铁路为什么没有修成呢？
冀察两省当时是国防的最前线，宋哲元掌有政治、外交的全权。因此，日本军事当局千方百计想拉拢宋为其傀儡。可以说，在当时的各省疆吏中，宋哲元的权力最大，责任最重，地位最特殊，处境也最困难。
1937年9月日军轰炸石家庄火车站一带
1936年9月18日，华北日军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专门选择中国人颇为敏感的“九一八”这天，拜访宋哲元，交换华北时局、冀察政权及经济提携等意见。就日方在天津开发华北经济一事，宋哲元表示，在“平等互惠、共存共荣”原则下可以进行，并确定了四大原则八项要求。30日，两人就华北开发计划达成《中日经济开发协定》，其要点为：修筑津石铁路，开发龙烟、井陉煤矿，塘沽筑港等。
1936年10月，宋哲元将与田代商谈一事致电国民政府，报告“互换意见的结果”：在平等互惠、共存共荣之原则上，曾有彼此谅解，但并无如外传协定等事。具体事项如铁路建设，列入“经济开发要项”，并把线路改定为“新设津石铁路”。国民政府把宋哲元的报告，交付实业、铁路、交通、外交、财政五部审核，并责成全国经济委员会、建设委员会签注意见，得出的结论是：从防范日本的阴谋和维护国家的安全出发，建筑津石铁路于中国不利。据此答复：津石路不能修。宋哲元转达国民政府的意见后，田代仍一再对其施加压力，企图强迫同意修路。宋氏面对田代的胁迫，采取拖延战术相应付。
胁迫宋氏未逞，田代于1937年3月又施展野蛮卑鄙的手法—挟持，企图用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田代以“不商谈任何问题”为条件，为宋哲元摆下了鸿门宴。田代强制宋氏在所准备的包括中日“合办”津石铁路在内的有关中日“经济提携”的文书上签字。宋氏虽被强迫签了字，但并没有为其所屈。他一回来，即向其他高级将领说明事情经过，并向国民政府汇报备案，同时声明：被强迫签字，完全无效。
田代在此后约一个月的时间里，仍直接或间接向宋氏施加压力，纠缠不休。宋哲元不屑理睬，于5月11日返山东乐陵“扫墓”，终使日本帝国主义在谈判桌上未能达到其目的。
四
尽管签字文书已无效，但日方并未放弃津石铁路的修建事宜。日军增兵华北，频繁军演。七七事变后，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而津石铁路的修筑即被日军当作了要务。
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有一份《北支事变解决后的处置·昭和12年7月18日—12年8月24日》的报告，侵华日军北平陆军机关长粟谷在文中说：“应根据作战需要加快实施北支明朗化事项的数项目”，其中还特别提及：津石铁路将来应该把铁路急救配套设施建设好。
然而，日本侵略者的这一美梦注定难圆。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随即，在日军准备修建津石铁路的华北大地上，燃起了抵抗日寇侵略的烽火。
1937年10月14日，吕正操在晋县（今河北晋州市）誓师抗日，至1938年4月，相继建立了38个县的抗日政权。1938年5月3日，冀中抗日根据地成立，而冀中根据地的核心区域正是日军计划修筑的津石铁路沿线所在。面对这种新情况，日军不得不放弃自己的铁路修建计划。
尽管这是一份蓄谋已久、伎俩层出最终却化为泡影的档案，但其充分证明了日军为掠夺我国资源不惜发动侵略战争的事实，而津石铁路修筑计划的最终流产，是中华民族面对外来侵略者全民抗战的结果。这份档案也为研究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提供了难得的史料，同时为我国铁路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更加翔实的文献资料，是在石家庄这座“火车拉来的城市”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不可多得的珍贵素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