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疆

在中国文化史上，蟾蜍是一种神奇的存在。自古以来，外表看似丑陋的它却承载了古人天马行空的绚丽想象：从原始的生殖崇拜到永生信仰，再到与神话结合成为月亮的象征，随后又加入了道教的神仙体系，融入了五行和阴阳观念……正因如此，蟾蜍身上汇集了生殖、长生、受水、辟兵、吐金等多项奇幻技能。时至今日，许多有关蟾蜍的典故和风俗依然在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

早在新石器时期，蟾蜍就已进入了我们祖先的视野中，成为最早的图腾崇拜之一。那时的氏族社会正处于从狩猎采集向定居农业发展的阶段，人类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十分有限，自然灾害、部落冲突对整个族群的繁衍带来了严重威胁，于是原始部族不得不通过高生育来保证族群的延续。在先民们的眼中，生育是一种上天赋予的神圣力量，于是能够产下大量卵的蟾蜍成为了生殖崇拜的图腾。

图1：查海文化蛇衔蟾蜍陶罐及细部，辽宁省博物馆藏

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的辽宁阜新查海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迄今为止最早的蟾蜍浮雕筒形陶罐。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筒形陶罐上，还有一只蛇吞蟾蜍的浮雕（图1-右），这或许是后来女娲造型的雏形。后来，中原一带进入到仰韶文化时期，在前4800-前4300年的半坡聚落遗址，出土了蟾蜍的陶塑（图2-左上）；在前4600-前4400年的姜寨遗址，出土了绘有鱼和蟾蜍纹饰的陶盆（图2-右上）。再后来，随着仰韶文化向西传播发展，在前3000-前2650年的甘肃、青海马家窑聚落遗址的陶器中，也出现了大量蟾蜍和蝌蚪的纹饰（图2-下）。

图2：新石器时期陶器上的蛙和蝌蚪纹饰及陶塑蛙

后来，中原地区进入到铜石并用的龙山文化时期，在前2400-前1900年的陶寺遗址中，首次出现了铜质蟾蜍（图3-左上）；与此同时，龙山文化中的煤山类型向南发展，与长江流域的石家河文化相结合，在前2100-前1700年的肖家屋脊文化孙家岗遗址瓮棺墓中，出土了疑似来自于石家河文化的玉蟾蜍佩饰（图3-右上）。然而，蟾蜍陶塑并没有完全消失，在前1600-前1300年的二里岗文化时期偃师二里头商代早期宫殿遗址中，仍然出土了灰陶蟾蜍（图3-左下）。除此之外，历经一千多年后，曾经的马家窑文化的后代已被中原地区的人视为“西戎”，其中的一支在商周之际朝东北方向长途迁徙，最终来到了燕山脚下，形成了山戎部落。在春秋时期的山戎遗迹中，发现了蛙面蹲坐石人（图3-右下）。如果考虑到游牧民族在生产力上的落后，大自然对于部族繁衍仍然构成了挑战，那么蛙面石人就可以被视为上古时代蛙生殖崇拜的延续。

图3：铜石并用时期的蟾蜍形象与游牧文化的蛙面石人

女娲是中国上古神话里的创世女神，不论是从名称上，还是造型上，女娲都与蛙有密切的联系。从名称上而言，当代学者易中天在《易中天中华史·祖先》一书中提出，“女娲就是女蛙，是主管生育的蛙女神，也是率领我们迎战死亡的胜利女神。她老人家是蛙，我们的孩子才是娃”。在造型上，从一开始女娲便与另一位创世神伏羲以交尾的姿态共同出现，正如上文中所言，其原型或许源于自然界中蛇吞蛙的意象：一方面，蛇与蛙一样，同样有冬眠的习性，在古人看来也拥有永生的力量；另一方面，蛇的繁殖力也十分强悍，于是人们基于蛇吞蛙的场景将二者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辽宁凌源三官甸子青铜短剑墓中蛇衔蛙造型的铜饰（图4-左）。到了汉代，按照《帝王世纪》中“疱牺氏（后世音谬为伏牺）……蛇身人首……制嫁娶之礼，取牺牲以充庖厨”，“女娲氏……承庖牺制度，亦蛇身人首”的记载，人们根据这两位创世神在生育、信仰等族群繁衍方面的贡献，在蛇衔蛙造型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影响后世数千年的伏羲女娲图（图4-中、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