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里被《纽约时报》问到为什么要攀登珠穆朗玛峰时，他回答说：
“因为山在那里。”
留下这句传世名言的马洛里，最终没能征服世界第一峰，1924年，他在珠峰的冰天雪地中彻底失联。
先遣组在观察北坳。
在5120米大本营举行升旗仪式。
上世纪50年代，英国和瑞士登山队先后从尼泊尔境内的南坡成功登顶珠峰。但在中国境内的北坡，始终无人自此登上世界之巅，包括马洛里在内的英国人数次在北坡折戟，以至于他们得出结论，想从北坡攀登这座“连飞鸟也无法飞过”的山峰，“几乎是不可能的”。
直到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成立时间不足5年、队员平均年龄24岁的中国登山队，艰难地将五星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的壮举。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珠峰北坡不可征服的神话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打破。惊叹于今人登顶速度越来越快的人们很少知道，借助当年登山队员们在岩壁上艰难打下的钢锥而架起的金属梯，直到2008年仍是登山者们不可或缺的助力，更少人知道，年轻的中国登山队经历了怎样的波折命运和极限挑战……
苏联登山界的建议
1957年11月，一封来自苏联的信件寄到了中共中央，信的落款是苏联部长会议体育运动委员会登山协会主席团，签名是苏联的12名知名登山运动员。他们在信中写道：“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向你们提出要求，要求允许组织苏中联合爬山队，以求在1959年3月-6月登上埃佛勒斯峰，并以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纪念的献礼。”
埃佛勒斯峰，是英国人自19世纪中叶起对珠穆朗玛峰的称呼，但在更早的1721年出版的《皇舆全览图》中，中国人已将这座山峰命名为“珠穆朗玛峰”。因此，我方后来回信时用了“珠穆朗玛峰”，之后苏方也用了珠峰的称谓。
邀请中国共同攀登高山，苏联人并非一时兴起。
曾是我国第一支登山队运动员兼医生的翁庆章告诉记者，上世纪50年代，苏联的登山运动已很普及，只是，苏联本国的高山并不多，且都被运动员们登顶过，由此，他们想到了拥有众多世界一流高山的邻邦——中国。
因苏联群众性登山活动都由工会系统管理，大型登山活动才归体委负责，1955年3月，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访问苏联时，对方就提出希望到中国攀登新疆的慕士塔格山和公格尔山。那时，刚刚成立六年的新中国百废待兴，群众体育运动还算蓬勃发展，但现代登山运动方面完全是一片空白。
于是，1955年5月，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邀请下，中华全国总工会派出了4名学员赴苏学习现代高山登山技术。第二年春天，苏方又派2名登山教练来华，在北京西郊八大处培训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40多名登山运动员，翁庆章、1960年正式攀登珠峰时的登山队队长史占春、副队长许竞以及骨干队员刘连满等都在其中。
跟那批参加培训的很多运动员一样，翁庆章原来的工作与登山几乎毫无干系。他本是鞍钢总医院的医生，偶然得知全国总工会在各行各业招募登山学员，大学时就爱好篮球、田径的他还以为只是一次“游山玩水”，兴高采烈报了名。26岁的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一报名，竟让他在几年后成了中国首征珠峰的亲历者。
培训结束后，以这批学员为主要队员的中国第一支登山队——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先登上了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3767米），后又与苏联合作登上了海拔7546米的新疆慕士塔格峰。正是在这样良好合作的基础上，才有了1957年的苏联来信。
来信经过层层批转，到了时任体委常务副主任蔡树藩桌上。蔡树藩与同事们讨论后认为，我方在运动员、资金、装备等方面的条件尚不成熟，此外*总理曾指示我国西藏边境目前不能开放，因此初步意见是婉拒。
许多年后，翁庆章在体委档案馆发现，“当年主管外事的陈毅、中央*处*彭真等，都已经批示同意了体委‘婉辞谢绝’的意见，就差正式回复苏联了。”
没想到，到了1958年初，事情又有了转机。原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任体委主任的贺龙，一直对此事很积极。贺龙与体育早有不解之缘，抗战时期他麾下的120师就以“仗打得好、生产搞得好、体育搞得好”而闻名，他亲手组建的120师“战斗篮球队”更是赫赫有名。他的积极态度，加上苏驻华使馆对此催问的推动，最终，*总理于1958年4月5日提出了意见：“可以考虑来。”
1958年，中苏联合登珠峰侦察组一行初次进入珠峰地区，进山公路已初见雏形。
侦察组进山
总理拍了板，接下来就是紧锣密鼓的筹备了。1958年夏天，中苏双方在北京新侨饭店会谈，共同制定了攀登珠峰的三年行动计划：1958年侦察，1959年试登，1960年登顶，并达成共识，高山装备、高山食品由苏方负责，中方负责全部人员、物资从北京至珠峰山下的运输，以及较低海拔的物资装备。
今天看来，不管是运输人员，还是登山物资，都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但在当年，仅准备物资就是千头万绪：请国家计委、经委特拨足以防寒的优质鸭绒、尼龙丝，通过解放军后勤部帮忙调拨专供高寒地带执勤官兵的快熟米，甚至向航空部门求助能在高山低压环境下燃烧的航空汽油，以便煮饭、烧水……
千头万绪的准备工作中，耗资最大、工作最繁杂的一项要数修建从日喀则至珠峰脚下的进山公路。上世纪50年代的西藏公路建设尚不发达，从拉萨向西的公路只通到日喀则，而要去珠峰山下，还得往西南再走300多千米。这300多千米说是山路，其实几乎看不到成形的道路，最险峻的高山峡谷地段，仅容一人贴着峭壁小心翼翼通过。1958年之前，就连本地区的藏族人也很少到这里来。若要运物资，只能靠牲畜驮运。
按照计划，中苏合登珠峰时需要运约40吨物资进山，如果不修路，单从日喀则到珠峰脚下，就得500匹牲口运上半个月左右。再加上登山队员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路颠簸，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就更多了。
可是，要在这样的地方修一条进山公路，又谈何容易？西藏地区经济尚不发达，国家建设也正是处处用钱的时候，但为了支援中苏登山队，同时考虑到西藏今后经济发展的需求，中央还是特批了几百万元经费。为更好地争取地方支持，贺龙还特意写了条子给他的老部下、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请其尽力支援。
就这样，1958年9月，400多名藏族民工和600多名军工在日喀则以西的荒野中，热火朝天地开工了。
西藏这边忙着修路，在北京，中苏联合登珠峰侦察组也准备动身了。侦察组一行20余人，除了运动员，还有气象、电台、医务等工作人员，此外，还包括3名苏方成员。考虑当时东西方“冷战”的国际环境，中苏合登珠峰一事对外还是保密的，神秘的侦察组对外一律称“国家体委参观团”。
1958年10月底，侦察组一行先乘军航到拉萨，又转汽车抵达日喀则。11月2日，日喀则以西初见雏形、尚未完工的简易公路上，出现了一支将近200人的浩浩荡荡的队伍。队伍中间是侦察组人员，前后则是150名全副武装的警卫部队战士，再加上照看牲口的藏族民工，以及马匹、毛驴，整个队伍行进起来足有四五百米。
登山侦察这样的体育活动，为什么还要动用军队护送？翁庆章解释说，当时西藏还有匪情，为保证安全，西藏军区派了一个连外加一个火炮排。不仅如此，在北京时，体委还向总参谋部借用了一批枪支弹药。进山前，不管是运动员还是科考、医务人员，都要进行射击训练，进山时，每人都配备一支手枪、一支步枪。这并非小题大做，实际上，就在侦察组进山前一个月，就有叛匪在公路上伏击了一辆从日喀则返回拉萨的军车，导致16名解放军医务工作者全部遇难牺牲。很多人只知攀登珠峰要面临高寒、缺氧、雪崩的危险，殊不知，这些最早进山的开路者，竟还要提防流窜叛匪的威胁。
从日喀则到珠峰山下的绒布寺，一行人浩浩荡荡走了15天。所幸，途中虽听到过意外枪声，但最终有惊无险。侦察组成员很快忙碌起来，安营扎寨，分组上山侦察路线，建立大本营，架设无线电台，建立气象观测站，开动汽油发电机……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11月底，珠峰极寒的冬季来临，侦察组的任务基本完成，大部分队员离开珠峰，只留下气象组、水文组、电台组的十几名工作人员继续在山区工作。那时，侦察组队员们还不知道，向他们热情告别的苏方人员，很快就要从自己主动提议的中苏合登珠峰活动中退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