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危春勇 曹诚平

1961年，新中国正面临着三年自然灾害和“反右倾”斗争所带来的严重经济困难

为了摆脱经济困境，当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和教育工作中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纠正以往工作中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浮夸风等错误做法，史称“第二次庐山会议”。

提交本次会议讨论的几个条例，是由*等人在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基础上主持起草的。他对情况比较熟悉，因此主持了这次会议的筹备。8月19日下午，*在北京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还专门报告了将在庐山召开的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准备情况。

8月22日，从未上过庐山的*首次“跃上葱茏四百旋”，并在山上工作、生活了半个月。政治名山由此多了一份政治伟人的精神财富。

初夏的庐山，峻拔迤逦，青翠欲滴。在参天古木掩映的牯岭东谷大月山麓中四路11号，有一栋编号为“286”的美式别墅。

这栋普通的石构一层别墅，主体依山势而建，主立面朝向大路，平面是一个大矩形，再加上一个小矩形的敞开式外廊。红色铁皮屋顶，石条栏杆、石柱，白色门窗、屋墙与周围院墙，苍劲挺拔的柳杉、冷杉和翠竹浑然一体，典雅幽然，营造出宁静而质朴的意境。1961年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时任中共中央*的*就居住于此。

中路地带属于庐山别墅密集区。从中一路到中十路，错落分布着数十处造型各异的别墅或饭店、疗养院。与“*别墅”相邻的仙岩饭店是南昌起义的策源地之一。1927年夏，中共*瞿秋白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在这里与李立三、聂荣臻、邓中夏、林伯渠、《挺等人一起研究并作出了准备举行南昌起义的有关决定。与“*别墅”隔路相望的是一座教堂，旁边则是包括“赛珍珠别墅”在内的别墅群，被开辟为“老别墅的故事”专题景点供游人参观已有多年。而国共两党最高*居住过的美庐别墅和以*1961年下榻的442号别墅为原貌开设的*纪念馆，距此也不远。中共中央三次开会的庐山会议会址，则步行10分钟即可到达。

286号别墅最初是以庐山疗养院总院的267号为编号。庭院树木下一石刻告诉游人，该栋别墅始建于1903年，最早的主人是美国传教士科奇南。193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驻庐山办事处将此别墅购下。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收归政府。自1961年夏*夫妇在此居住之后，1970年夏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董必武也在此居住了半个多月。庐山方面对别墅进行了几次修缮，门上牌匾也从2004年曾用的“*别墅”改为后来的“*同志旧居”。

1961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根据组织安排，时年28岁的庐山工人疗养院办公室秘书杨基友全程负责*和夫人卓琳的衣食住行。此前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他曾担任王任重、周小舟、吴芝圃等人的管理员，有一定的接待经验。

据杨基友回忆，1961年8月22日上午，他和第七接待服务小组的同事一起，早早地就来到庐山疗养院总院的这栋别墅前等候。10时30分左右，两辆伏尔加牌轿车缓缓驶入别墅的小院。车门打开，*走下来，随行的还有他的夫人兼机要秘书卓琳及女儿邓楠等人。

庐山管理局局长楼绍明上前紧紧握住*的手，欢迎道：“首长一路风尘仆仆，辛苦了！”“哪里哪里，我们给同志们添麻烦来了。”*亲切地说。接着，楼绍明向*介绍了杨基友，杨基友又一一介绍了厨师等工作人员。大家当时都不知道，那天还正好是*57岁的生日。

这是*第一次上庐山。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召开时，他因右大腿骨折住院治疗没有参加。初来乍到这一避暑胜地，*难掩新奇的感觉。他打量了一下四周的环境后，欣喜地说：“这地方很凉爽，很好！”然后又问这房子以前是谁的，现在作什么用。当得知这房子原来是美国人建造的别墅，现收归政府所有改作老干部休养所时，*爽朗地笑了，风趣地说：“那好嘛，我们既来开会，也在这里休养休养。”

接着，*又问山上与九江的温差有多少，杨基友告诉他相差十几摄氏度。“怪不得，这里是驰名中外避暑的好地方！”*赞许道。

20世纪60年代，*在农村视察

建筑面积约200平方米的286号别墅，从生活和工作需要出发布局，设有客厅、卧室、办公室和书房等。在卧室旁一间仅有几平方米、仅容得下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的小书房前，杨基友告诉我们说：“当年小平同志就是在这间小书房里批阅和起草文件，每天上午9点起床后，我都看到他坐在桌前办公，用碳素铅笔写写画画，纸上写得密密麻麻。”

谈起*在庐山的生活，杨基友介绍道，*的饮食按照四川口味制作，也就是简单的茄子、豆角、白菜、葫芦等，但每一样菜都要加辣椒或四川花椒，连汤里都放。早餐一般是绿豆稀饭，加三个小碟，都是普通的酱菜；中午和晚上一般是四菜一汤。按照会议伙食标准，每人每天补助不超过四两肉，*的女儿邓楠因不是会务人员，不能享受，于是一家三口每天最好的伙食就是这八两肉了。

*伙食如此简单，杨基友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一天下午，他向卓琳打听*喜欢吃什么菜，以便第二天早晨派人去领取。谁知卓琳还是满面笑容地报了豆角、茄子、葫芦、青菜、辣椒和一点瘦肉之类的菜。

“在整个会议期间，小平同志的生活和饮食都非常简单，从来没有在生活和饮食上提出过任何要求，连荷包蛋都没有做过一次。白菜《子发黄了，首长也不让我们扔掉，叮嘱用开水泡泡，放一点盐、辣椒和味精，就留作早餐咽稀饭，以至于厨师常抱怨快成了做斋饭斋菜的厨师了。”说起这些，杨基友不胜感慨。

著名的庐山会议会址位于牯岭东谷掷笔峰麓。这座1937年落成的中西合璧的老建筑，原是蒋介石在庐山创办军官训练团的三大建筑之一，名为“庐山大礼堂”，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庐山人民剧院”。中共中央三次庐山会议均在这里召开。背倚葱葱青峰，傍邻淙淙溪流，在蓝天白云的衬托和苍松翠柏的簇拥下，饱经沧桑的历史遗存越发显得庄严、凝重。

1959年至1961年，全国遭受严重的经济困难。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央领导和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中央有关部委负责人会集在这里，讨论工业、粮食、财贸、教育等问题，寻求突破困境的良策。

会址影视厅，循环播放着庐山会议实录的专题片。记录历史瞬间的影像资料闪动着*、刘少奇、*、*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谈笑风生的身影。看得出来，尽管当时国内外形势严峻，但治国安邦的领袖们从容不迫，指挥若定。

会场展出的一张大图片呈现了这样一幅场景：主席台上，*、*分别坐在*的左右两边，再往两边是刘少奇、朱德和陈云。从这一没有严格按职务安排的座次排列，可以看出*在此次会议上的“特殊”作用。

9月4日下午，*在庐山“芦林一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谈到*将要率代表团参加朝鲜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时，*提出请*在下山之前，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当时的情况谈一谈意见。

9月5日上午，*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并讲话。他在讲话中着重讲了五个方面：（一）对最近三年的估计。（二）三年调整的目标。（三）方法问题。（四）集中统一和分级管理问题。（五）统一认识。他在讲话中指出：“越在困难的时候，越要从全局出发。同时，在集中统一下要给下面一点活动余地、一点机动，计划指标要留有余地。”“要提倡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要敢讲话，讲真话，脚踏实地做事情。在困难的时候，要勇敢地承担责任。力争国民经济调整三年初见效，七年大见效。”这篇讲话成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总结。

2004年8月，杨基友 （左）带领作者参观 “*别墅”

循着*在庐山的活动轨迹，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惑着笔者，就是今天几乎找不到他在庐山的个人照片。杨基友介绍说，*日程安排比较紧，很少出去观光游览，故没有留下什么照片，包括他们工作人员都未能同他合影，说起来便遗憾不已。他也很少看戏，只偶尔玩玩麻将打打牌，换换脑子活跃一下思维，他的戏票大都被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拿去“享受”了。

在个人生活上，*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据杨基友回忆，为了减轻大会会务的负担，*使用的床上用品，如枕巾、床单、毛毯等，都是卓琳从北京家中带来的。有一次，会议分配给*两条内部供应的熊猫牌香烟，他让卓琳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招待客人，也没有动用过会议供应的水果。会议期间的一天，李富春、陶铸、罗瑞卿、柯庆施等晚饭后到286号别墅陪*打牌，卓琳拿出钱给杨基友，让他到外面店里买了几个香瓜招待这些老牌友。

因9月9日要率中共代表团参加朝鲜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完报告的第二天（9月6日），*便提前下山返回北京。临别前，他要卓琳找到杨基友，让其把洗衣费和伙食费结算一下，杨基友忙说不用算了。卓琳严肃地说：“不算可不行，一分钱都不能少！”最后，卓琳付了洗衣费，又向第七接待服务组按标准实缴了三个人的全部伙食费，才与服务人员一一握手道别。

中央工作会议一直开到9月16日才结束。会议要求所有工业部门和企业，今后7年都必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实行高度统一的领导，抓住煤炭、钢材生产中的中心环节，以扭转工业工作的被动局面。由*主持修改定稿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 （简称“工业七十条”）、《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 （简称“高教六十条”）和*等主持起草的《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等文件，在会议后期经讨论获准通过。

这三个纲领性文件，被看作“我党在工业方面开始调整的重要转折和使建国后高教工作的经验得到初步规范化、条理化的标志”，对于当时全党战胜自然灾害，迅速扭转严峻的经济形势和指导此后的工业、高教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还特别称赞说：“这次会议搞了几个好文件，如‘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等，证明我们的经验比较多了。”作为唱“主角”者，*为会议成功召开作出了卓越贡献。

1961年登临庐山之后，*再也未能“身在此山中”。1970年8月，第三次庐山会议举行时，他正被下放在离此100多公里的南昌新建县望城岗劳动。

然而，从20世纪20年代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便相识的老战友并没有忘记他。就在这次会议期间，*对身边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说：“这里（指江西）有我两个熟人哪，一个是你的同行，一个是我的同行。一个姓郑，一个姓邓，两个‘耳朵’。”*所说的张佐良的“同行”，是曾担任*保健护士的郑淑芸，当时她在九江永修干校劳动；而所说的自己的“同行”，就是指*。虽然此时*属于下放劳动对象，但*仍把他看作自己的“同行”。

“九一三”事件之后，根据*的提议，*力促*复出，几经周折，终于使这位老战友结束了3年多的江西生活，于1973年2月回到北京。

1978年12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毅然决然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果断作出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扬起了改革开放的风帆。在这位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的一系列思想中，可以说有不少观点与他当年在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脉相承，前后关联。

即使以今天的眼光和理念来看，庐山中央工作会议通过的三个纲领性文件也蕴含着长久的生命力。比如，明确规定企业内部的责任制，明确提出“技术人员和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等等。*当年的远见卓识、高屋建瓴，其精髓大都已在后来的改革开放中得到继承和发展。

责编：王喻

编审：郑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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