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视戏剧作品中，八府巡按这个角色较为讨喜，他的出场往往伴随惩恶扬善、大快人心的剧情出现，令人大呼过瘾。八府巡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官职，为何受到人们这样追捧？

实际上，历史上没有八府巡按这个官职，人们常说的八府巡按应该出自巡按御史，属于古代监察官员的一种。八府巡按这个名字，源于明朝的行政建制，当时一个省通常管辖八个府，朝廷设立巡按御史负责监督各省的巡抚，管辖范围同样是一省，也就是八府，因此俗称为八府巡按。

八府巡按之所以为百姓所称颂，是因为他作为皇帝的特别代表，专门针对地方官员进行巡查，使得地方官员的权力得到制约，不当行为得到惩治，一定程度上也为百姓伸张正义。

在电视连续剧《康熙微服私访记》中，就有八府巡按的角色，他的经典台词是“臣于世龙救驾来迟，罪该万死”。其实不仅没有来迟，往往来的刚刚好。但是，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八府巡按的工作是负责救驾的吗？

其实不然。在古代，皇帝可以亲自到地方巡视，但是极少情况是微服私访，即使皇帝想低调，可是实力不允许啊。康熙六次南巡，勘察水利，体察民情，沿途官员都是知晓的，后来乾隆也是六下江南，场面则更为宏大。

多数情况下，皇帝通过派遣官员代为巡察，有明察，也有暗访。暗访的形式，其实就是微服私访，微服私访的主体是巡按御史（在明朝通常由宦官来充当此任，被称为行路御史）。因此，《康熙微服私访记》中的康熙实际上抢了八府巡按的戏份，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八府巡按通过微服私访，将基层情况上报给皇帝，皇帝再对事件做出处理。

看似被抢了戏份的八府巡按于世龙，原型是名极一时的“清官第一”于成龙。于成龙不仅自己做过巡抚，而且的确“管”过巡抚，但不是以八府巡按的身份，而是位高权重的两江总督，这是品级低微的巡按御史不能比的。巡按御史为什么一定要位低权重，他会不会变成位高权重呢？这要从监察制度的演化过程中找到答案。

监察制度形成于秦汉，成熟于隋唐，强化于明清，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标配，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特征，历代传承沿革，影响深远。巡视制度是监察制度的一种，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巡视主要是针对地方官员的监察，而监察体现针对全体官僚的监督职责。

秦汉时期，是监察制度的形成时期。秦朝统一中国，设置御史大夫，作为三公之一，来监察百官，以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的次官。汉朝废除御史大夫，以御史中丞为御史台长官，御史中丞与尚书令、司隶校尉朝会时可专席而坐，称“三独坐”。其中，司隶校尉负责监察除三公以外的朝廷和京畿的官员。

汉武帝时，设立刺史制度，来监察地方，监察方式主要就是巡视，开启了巡视制度的先河。汉武帝在每个州设立一名刺史，所辖监察区被成为某州刺史部，定期巡视所辖郡国，在郡一级设立督邮，巡视所辖各县。后来，刺史逐渐成为郡级之上的行政长官，州从监察区变成了行政区。东汉末年，为了加强地方自主治理，在各州设立州牧，从形式上取代了刺史，实质上是给刺史正名，承认其行政地位，同时也意味着作为监察职能的刺史制度的瓦解。

隋唐时期是监察制度的成熟时期。隋朝开始设立监察御史，并在御史台之外增设司隶、谒者二台，分理监察。唐朝实行“一台三院”制度，在御史台内部分设三院，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唐朝还开始建立“分道巡按”制度，是一种常态化的不定期巡视制度，担任巡按使的官员可以是监察御史，也可是其他御史，或者是行政官员临时委派，巡按之名也始于此。

明清时期是监察制度的强化时期。明朝开始设立御史巡按制度，巡按御史从监察御史中选派，直接对皇帝负责，同时在各省设立按察司，作为地方常设监察官职。清承明制，建立严密的、多层次的地方巡视制度，有御史系统、按察系统和督抚系统（地方督抚最初是作为巡视职责而设立，后来如同刺史一样演变为行政官职），不同系统的监察官员可以相互监督。

明清时期的监察御史品级较低，明代的监察御史为七品，他们以小监大，独立行使监察职权，及时反映基层情况，对整顿吏治、惩治腐败起到一定作用，同时也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比如：

第一，监察制度职能的异化。监察制度设立的初衷是代天子管控四方，巡按御史实际上是皇帝的耳目之官，表面上归属台院，实际上只听命于皇帝，对地方官员的弹劾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皇帝的态度，对于这些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弹劾成功还好，弹劾失败可能面临性命不保。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监察官员将注意力从事件的客观评价，逐渐转移到皇帝的主观意志，开始曲意逢迎、明哲保身。

第二，监察御史权力的扩张。虽然朝廷为了制约监察御史，仅赋予其较低品级，但地位从来是与权力相对等的，地方官员对待手持尚方宝剑的巡按御史，绝不敢当低品级的官员看待，而是极力讨好、殷勤献媚。手握重权的巡按御史，与这些坐镇一方的地方大吏，其实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面对如何正确行使权力，他们同样表现不一。

第三、监察制度对皇权的削弱。监察御史原本是为了强化皇权，但是在实践中往往引发朋党之争，反而对于皇权是一种削弱。这其中有着物极必反的深刻道理，明清时期的皇帝常常感觉人生已经达到了巅峰，其实皇帝也不容易，当皇帝一人之力不足以掌控庞大而炙手的权力时，为皇帝分忧的帮手们便开始滋生、膨胀，继而发展为朋党，直到与皇权相背离。在这个过程中，御史发挥了他特殊的工具性作用。

前文讲到，作为监察职能的地方督抚，逐渐演变成了行政职能的封疆大吏，实际上作为监察机构的都察院，也免不了要有相应的行政级别，比如，清朝以左都御史为都察院最高长官，而将右都御史作为虚衔，加授地方督抚，以便等级区分。监察制度终究没有做到独立行使职权，而落入行政系统的窠臼，甚至陷入党争的泥潭。

为什么古代皇帝精心设计的监察制度，最终还是陷入了权力的怪圈，手执反腐利剑的巡按御史也会反被腐蚀。西方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往往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权力具有自发膨胀性和天然的趋恶本质。

古代的皇帝，通过设立权力的监督机制，来延缓权力过快膨胀的势头；通过不断更新权力的监督主体，来避免权力对监督主体的过快附着；通过消灭权力的个别载体，来铲除有趋恶表现的毒瘤。

古代的人们，对于青天大老爷，亦或八府巡按的尊崇，看似是对正义的期盼，实则仍然是诉诸于强权，行为逻辑与他们所忿恨的贪官污吏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这是因为权力的背后有着深刻的人性假设，通过人的方式来解决权力的使用问题，必然要以人作为代价，也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监察制度的历代沿革其实就是古人对权力边界的探索，很长一段时间内，监察御史陷入了权力的拥有者和监督者之间的怪圈。令人欣慰的是，监察制度在明清登峰造极之后，终于迎来了新的变革，人们渐渐懂得，对权力的监督只有形成平衡的闭环，才能达到良性运行的稳态，从而从根本上走出权力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