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任甫，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省新会县潮居都茶坑乡人，人称梁新会，清末民初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书法家及发明家。

梁启超

梁启超在青年时期曾经与老师康有为合作进行戊戌变法，事败后出逃日本，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及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以及一度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

1926年2月，梁启超忽患便血病，丁文江建议他入协和医院治疗，3月16日，刘瑞恒医生在未查清病源的情况下，误割梁启超右肾。梁启超考虑中国西医尚未发达，不让公开报道，以维护医院声誉。[9][10]随后司法部任命梁启超为司法储才馆馆长，培养司法人才。1927年，梁写了《中国文化史》《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儒家哲学》《书法指导》《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著作。

1919年，中国欧洲考察团在巴黎的合影（左二为蒋百里、左三为梁启超、左四为张君劢）

1928年9月10日起，梁编写《辛稼轩年谱》，10月12日，写下遗作《祭朱晦庵文》，11月28日，他再入协和医院治疗，不幸受到庸医之害，在未作全面检查的情况下，专注痔疮治疗，每天喝两杯泻油，灌足十日，致胃口转差。而梁启超又自作主张，因为胃口不开，就乱吃了几顿，弄得肠胃一塌糊涂，以致连日高烧不降。经检查，发现肺部及左肋之间有毒菌，但病因仍不明确，命在垂危，后又拔牙七颗，病情依旧。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于北京协和医院去世，终年56岁。北京、上海等地分别为梁举行追悼会，场面隆重。

左至右：梁思宁、梁思睿、梁思礼和梁思达，1934年摄于天津饮冰室

1958年4月8日，主席在武昌与吴冷西、田家英的谈话中评价梁启超说：“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梁启超是在两次赴京尝试落第之后，才同康有为、谭嗣同等一起搞“公车上书”的。“戊戌变法”后，流亡日本办《清议报》。其后即逐渐失去革新锋芒，成为顽固的保皇派，拥护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

位于北京植物园的梁启超墓

后来，他拥护袁世凯当总统和段祺瑞执政，但也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欧战结束后出国游欧，回国后即退出政坛，专心著作和讲学。梁启超写政论往往态度不严肃。他讲究文章的气势，但过于铺陈排比；他好纵论中外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给人以轻率、粗浅之感。他自己也承认有时是信口开河。写文章尤其是政论最忌以势吓人，强词夺理。梁启超那个时候写文章的人好卖弄“西学”，喜欢把数学、化学、物理和政治相提并论，用自然科学的术语写政论，常常闹出许多笑话。做新闻工作既要知识广博，又要避免肤浅，这不容易做到，但一定要努力学习做到。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开始确实很辛苦，他自己写评论，又要修改别人来稿，全部编排工作和复枝工作都由他一个人承担。后来才增加到七八个人，其中三位主要助手也是广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