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班长书”

对于传统，是“质疑”，还是“补注”？这不光是治经学的两种态度，还是对待办洋务的两种态度。

郭嵩焘被任命为出使英国的钦差大臣，他要“下海”了，到欧洲去。为什么要到欧洲去？因为欧洲人又要打来了。为什么欧洲人要打来？因为云南发生了“马嘉理案”。

死者马嘉理，为英国驻华使馆译员，奉命前往缅甸，迎接英国探路队入滇。探路队全副武装，鸣枪而行，打死中国边民。边民反击，打死了马嘉理，探路队一路逃回了缅甸驻地。这就是“马嘉理案”，也称“滇案”。

英国以武力威胁，要清朝速派“道歉使团”赴英通好谢罪，并拒绝同李鸿章谈判。可“道歉使团”派谁去？朝廷选来选去，选中了郭嵩焘。郭嵩焘来到天津，致函英国公使威妥玛：大清国钦差出使大臣郭嵩焘谨奉书大英国钦察微公使大人阁下……

“大清国”与“大英国”并列，此格式，他可能是始作俑者，誉之者谓之开风气，斥之者以为有失国格，这一平等的外交姿态，被自命天朝的大清所鄙，因为并列就等于降格，天朝必欲高高在上。

“滇案”发生后，威妥玛曾提请清朝外交行文时，应按照国际惯例尊重“大英国”，不仅要将“大英国”与“大清国”并列，还要把“大英国”写在抬头上。清朝不能反对，也不想答应，朝廷上下没人愿意开这个头，郭嵩焘就开了这个头。他在信中，称威妥玛为“贵大臣”，说他在天津得知“贵大臣已赴上海”，而“谕旨催促启行”，他担心“津河冰合，岁内不能出洋”，故催问威氏“应于何处相见”？威妥玛傲不作复，在礼仪上先输了。本来，他催促清朝派使团去道歉，现又改口，说等到“滇案”解决以后再去，可“滇案”又被他久拖不决。

鸦片战争以后，英、法等国，就提出与中国互派公使，但都被清朝“正言覆绝”了，结果是，只见外使进，不见清使出，士大夫们几乎一致认为，“中国赴外国，并无应办事件，无须遣使”，遣使，“徒损国体”而已。

如今郭嵩焘接了差事，还说：“数万里程途避而不任，更有艰巨，谁与任之。”此言一出，同僚视为“汉奸”，同乡“耻与为伍”，还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郭不管士大夫们在他身后如何斥之，依然以平等之礼接洽，令威妥玛很不快意。原本，他要清使赴英，只是去道歉，非去驻扎，没想到在郭嵩焘的斡旋下，“道歉使团”变成了中国驻英公使团，与他对等。

在等待出使期间，郭读了洋人写的两本书。一本是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翻译的《星轺指掌》，“星轺”，是出使的意思，这是一本为出洋考察的清朝官员编译的书。他读过以后，去与丁氏交谈，说书中“尤多见道之言”。还有一本是韦廉臣写的《格物探源》，他说，洋人著书，多以格物为名，与二程“物无不格”相通。由此可见，他是如何用原有的知识储备，去消化西学。

李慈铭读了郭著《礼记质疑》，说“质疑”二字，是有意设难，会启动后生轻议先儒之心，建议改为“补注”，郭未采纳。对于传统，是“质疑”，还是“补注”？这不光是治经学的两种态度，还是对待办洋务的两种态度，是拿西学来“质疑”中国，还是用西学来给中学作“补注”？这两类问题，说到底，只有一个出处，即还是体用之别。

郭用“质疑”的眼光巡视传统，却没有扬弃传统，他与徐继畬一样，坚信先王之道“至大无外”，“放之四海”，以先王之道为纽带，可以把东西方统一起来，只是先王之道在西方重振，中国必须“礼失而求诸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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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刚、李冬君原创文章

文章首发于深圳特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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