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辉）“中原”的原始概念在中华文明探源与夏文化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中华民族人文思想产生与中华文明形成的地理环境载体。因此，对“中原”的研究成为中华文明探源与夏文化研究学者的关注重点，形成了“以文化软实力见长的二里头政体，显然通过社会与文化的整合具有了核心威势，在众多族群的凝聚与模仿中扩大了自身影响，其文明要素的辐射范围远远超出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只有到了此时，地处中原腹地的洛阳—郑州地区才成为中原王朝文明的发祥地，中原中心最终形成”的中国考古学学术认知体系。

近几十年来，中国的考古学者为此产生多种以“中原”为主题的学术观点或理论：“关于中国文明形成过程，在近百年的探索中有过多种认知模式。仅20世纪后半叶以来，就有“中原中心说”（如夏鼐、安志敏等，盛行于1950～1970年代）、“满天星斗说”（苏秉琦，1970年代以来）、“中国相互作用圈说”（张光直，1980年代以来）、以中原为中心的“重瓣花朵说”或“多元一体说”（严文明，1980年代以来）、“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说”（赵辉，2000年以来）、“新中原中心说”（张学海，2002年）等等”（许宏）。这些以“中原”为中心的考古学术观点理论，可以说是百花齐放，争奇斗艳，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著名考古学家许宏曾经总结说“何谓华夏？舍中原而言华夏，岂不扯乎？”，并依据洛阳盆地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形成了“最早的中国”的观点理论。由此可见，关于中原的概念与历史影响力，在中华文明探源与夏文化研究中的标志性历史、地理、人文地位。

但是，原始意义上的“中原”，真的产生于洛阳盆地吗？原始意义的“中原”概念，真的是对洛阳盆地地理环境的描述吗？洛阳盆地有延续不断的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人群吗？答案是否定的！洛阳盆地的“中原”历史认知，最早来自于西周初年周公东征平定淮夷、商奄、徐国、薄姑等四国叛乱后，“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作礼乐，七年致政成王。【尚书大传】”，为了建侯卫洛邑，“毖殷顽民，迁于洛邑”（《尚书•毕命》）的建城历史。周公将东方殷商王朝“大邑商”参与叛乱的殷商“顽民”，西迁营建“洛邑”，最早带去了“中原人”认知。

首先，虽然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考古持续开展了六十多年，确立了二里头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但是关于二里头文化的来源，至今没有找到任何可靠的考古学文化依据。这对于人类文明的形成发展过程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任何国家地区的人类文明产生，都需要长期稳定的自然气候环境下人群长期稳定发展积累，最终产生人类文明的独特形式。中华文明的形成与成熟，同样离不开独立地理自然气候环境条件下，造就的人群稳定生活，积累下的中华文化，最终形成独特的中华文明。洛邑盆地的百年考古发现，已经证明了洛阳盆地并无中华先民稳定生活，历经数千年人群持续稳定生活遗址。所有洛阳盆地的考古学文化都是间断的、断裂的，以致让中国的考古学家为寻找洛阳盆地二里头文化的源头而头疼不已，才诞生了多种围绕“中原”二里头考古遗址的考古学文化圈融合学说。

考古学界虽然认为二里头文化整体上为夏文化，但关于夏文化的首，还存在较大分歧，主要有二里头一期说、新砦期或新砦文化说、王湾三期文化晚期说和后岗二期文化说等4种不同认识。这也彰显了二里头文化定为夏文化的自身欠缺，难以自圆其说，即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不足300年，与夏代471年有不小的差距。即使邹衡力主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但邹衡在《试论夏文化》最后却说：“至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是否为夏文化，倒是可以讨论的。不过，这里牵涉一个过渡问题。根据目前的材料，我们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尽管是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最主要的来源，但两者仍然是两个文化，还不能算是一回事。至少可以说，从前者到后者发生了质变。这个质变也许反映了当时氏族、部落或部族之中的巨大分化，或者反映了它们之间的剧烈斗争。”

邹衡在《二里头文化的首和尾》中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并未直接过渡为二里头文化早期，它们仍然属于不同性质的文化。就是说，尽管两者的年代已接近，后者又直接继承了前者的部分文化因素，但仍然是两种文化。或者说，由前者到后者，在文化性质上已经产生了质变。因此，两者的文化面貌已大不相同，两者之间是有严格区别的。前者只能说是河南龙山文化之尾，后者是二里头文化的第一期已是二里头文化之首，这是不能随便混淆的。”体现了邹衡认为二里头文化整体为夏文化认识的矛盾性与思维混乱，以及中国考古学界把二里头遗址做为夏文化研究目标的严重学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