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古耕道（*gugengdao）
这事发生在我刚到法庭不久，说的是县法院刑庭庭长的事。
那时候法院的人跟现在法院的人一样热爱审判工作，只是没有像现在把它当作一项事业，时常挂在嘴边，写在报告里，演在电视上，不过想着有份工作，那是体面的；在法院工作，那就更体面了。
因此有些人拍结婚照也是穿着带肩章的法院制服，像我，我则是向法庭的林胖子学的；有些人死了，也是要穿着带肩章的法院制服埋进土里，像县法院刑庭庭长那样——他向谁学的，我就不知道了——希望死后仍然有份体面的工作，倒不是一心想着保一方平安、促社会和谐，也不把自己当成是正义的化身，只是牵挂着“老婆孩子热坑头”，自己在阴间里不受恶鬼欺负。
如今的人们好像更关心现世的安乐，不太去思索一个人死后的问题，当年的我们可不一样。
由于从小受着农村的教育，总以为一个人死后是要变成鬼的，而鬼通常又是恶的，哪怕是自己的亲人，死后也是要变成的鬼的，通常也是坏的鬼；俗话说：“做鬼抓子孙。”意思就是说有的人做鬼后，不仅没有福萌活人，还要把祸害带给子孙。当然，农村的文化也不很执拗，不否认鬼也会有好鬼，比如莆田就将鬼分成“大个”“小个”。遇上“小个”是极其悲摧的，决意要大祸临头，凶险；“大个”则是憨态可掬，喜欢逗小孩子玩，遇上了据说是要人逢喜事的，吉兆。
因为鬼是由人死变成的，所以我们从小开始都很敬畏死亡；通常又认为一个好人死后未必会成为好鬼，而一个坏人死后则必定是变成恶鬼的，尤其是那些被枪毙的人，民间称其为“枪毙鬼”，久而久之也成为了骂一个人的恶毒用语。
当年法院枪毙人——准确地说不是法院枪毙人，法院只是判决一个人死刑，执行枪决时则要由政法委牵头、公检法三家配合，动用武警部队实施，让外地来的当兵的人扣动扳机，于通常的观念而言是容易接受的，毕竟当兵*敌，天经地义，而且经过专业训练；不像后来让本地的当法警的人来持枪，倍受地方死亡观念的困扰，以为自己开枪以后，那个枪毙鬼是要找上门的。尽管千般万般的不愿意，但由于职责所在，也只能战战兢兢前去；这一份工资好拿么？有的从院校出来的小年轻，横心闭眼上前开了枪，便脸色煞白，慌忙跑到角落，倚着树干喘着粗气，口吐白沫，被那些经验老到的刑场工作人员嘲笑，说开枪以后像是打中了自己。
倒是听说中院有位刑庭庭长大义凛然，从不惧怕刑场上的事。每次武警开枪以后，他比检察院的人和法医还积极，不戴手套，便上前翻看囚犯的身体，越俎代庖地查验是否毙命，英勇而果敢，甚至让鲜血沾染了纸与笔，以至于一位年轻的刑事审判人员抱怨说，再也不把钢笔借给庭长用了。
遇上一些顽固不化的“枪毙鬼”，确实需要这样的庭长才能镇得住气场。据说有一个死刑犯挨了几枪都不死，庭长上前翻看他的身体时，那人竟双目圆瞪，口出恶言：“我就记住你！除夕夜里去找你！”
那庭长倒是哈哈大笑，连声说道：“好啊好啊，欢迎欢迎！”
以上说的是中院刑庭庭长的事，不是开头提到的县法院刑庭庭长。在我们这些刚进法院不久的人听来，毛骨悚然的，因此看见白纸黑字、打着大大的红勾的死刑布告，自然会有恶心的感觉。当年，每次枪决死刑犯之后，这样的布告就会被发往法庭，转送各个乡镇，贴满大街小巷；那些剩下的布告，便被留作墙纸，装饰破烂的房间。
那年我在法庭住的是楼上的木板房，白天尽量不进去，晚上害怕进去睡。
木板隔成的墙漏着缝隙，无疑是鼠虫出入的好通道，夜虫唧唧复唧唧，我明白隔壁并没有花木兰当户织；三五成群的老鼠无度地追逐欢嬉，时如夜急行军，时如缓步中庭，即使打开了灯，它们也要多望两眼，才带着鄙视的眼神窜到我眼力不及的角落。一度用纸糊住内壁四周，不久便四零八落，整个房间显得更加破败。
后来用分配到法庭转送四处张贴的执行死刑布告作为墙纸，虽然反面贴着，但每张布告上打着又大又粗的红钩——这是当年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以昭炯戒的重要标志——依然清晰可见，还隐隐透露着用大号宋体加黑字写着死刑犯名字——上面加一条红色删除线——和犯下的罪恶行径以及惩罚的结果，白天里观之问题不大，一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的内心便会涌起一股莫名的恐惧感。
夏季里，木板房内闷热难当，由法院机关分配的台式电风扇数量不够，没有我这位后来人的份，那是自然的，于是只好敞开门睡觉，这不但方便鼠辈们的猖狂出入，而且叫我更加难以入睡了。
躺在床上，向门外望去，有时朦胧的月光透过天窗，照着门前不远处的杂物堆。杂物堆上有一张废弃的椅子，在月光下看着，厚重得如同旧衙门里的太师椅，正面对着我的门，夜里每一睁眼，就是那张空空如也的椅子。
我的夜里的恐惧，很快被方助审得知。有一天，他满脸诡秘地告诉我说，他过去经常在半夜里听到“咯落咯落咯落”有人上楼的声音，有次半夜出去小便，隐约看到一个身影，是白发长胡子的老头往楼上去了。最后，方助审郑重其事地提醒我，赶紧向领导反映，要求解决；要不，最好是把带国徽的大盖帽放在床头，可以镇邪驱魔，肩板也行。
我愈发害怕了，夜里总觉上楼的脚步声就要响起；越不想睁眼，越不由自主地睁眼，心里想着对着门的那张空空的理发椅上，或许就会端坐着人；经常听着狗叫鸡鸣，夜不成寐。到后来，法院发了制服，我便遵照方助审的指导，把带着国徽的大盖帽挂在床头，几瓣红红的肩章放在枕边，略略心安，终于就这样捱过去了。
国徽与肩章能镇鬼，这是老一辈法院人都相信的事。因此，无论法庭设在再荒凉再破陋的地方，无论有怎样的狐鸣猫哭，大家都不再害怕，慢慢地驱除了魅影，心里坦然起来，年复一年地办理着各种案件。
然而，就如鬼分为“大个”和“小个”一样，国徽和肩章能镇鬼的事也要一分为二地看。从理论上说，有了国徽和肩章在身边，象征凶险的“小个”自然地不会来的，可象征吉兆的“大个”也不敢前来；更有甚者，若是法院的人死后，那灵魂是不易招的，因为在国徽和肩章面前，鬼神往后靠，原先披在神婆巫汉身上的神也不灵了。
那年，县法院的刑庭庭长去世了，大概五十出头，听说患的是癌症。周庭长和方助审进城参加了追悼会，回来后都是唉声叹气的；特别是方助审，动不动就大加感慨：“做人没用，做人没用啊。”
然而那只是一种感慨，没用的人还是要做下去的。几天之后，方助审又开始说他的笑话。这段时间他经常说的是死去的县法院刑庭庭长的事，大意是：“头七”过后，庭长家属去“唱亡”，竟然唱不出。
莆田的风俗，就是人死后过了“头七”，便可以去招魂对话，俗称“唱亡”。亲属们可以找到一个能跳神引魂的人，焚香告知死人姓名年龄、断气日期时辰、所属土地公宫，那个跳神的人便能从阴间邀出死者的灵魂来，披在自己身上，以死者的口气，叙述死亡时的状况、感受，并评点着在世人的各种表现，还能对一些悬而未决的事情指出方向。目睹过“唱亡”过程的人，无不嗟呀不已，既感伤又激动，惊奇其神态之相似，口气之唯肖，指事之准确。人们乐衷于此事，一是为了尽满孝心，借此察知故人在阴间是否安乐；二是寻求答疑解惑，毕竟人活在世间，总有些困扰的事。经常有灵验的事传出，而且都是发生在亲戚朋友里的“唱亡”的事，所以，人们半信半疑，总归却是倾向于信之。比如某个老人去世，留下了一大笔存款，却把存折密码带走了。家人无奈之下，求助于“唱亡”，结果从阴间请出了老人的魂，依托跳神人的嘴，准确说出了六位密码。真是诡异极了。
听说，那天县法院刑庭庭长的家属来到一间阴暗的房间，跳神的人端坐在一张桌子前，桌上摆放着香案。屋里人满为患，大家轻声细语，唯恐惊走了灵魂。庭长家属经过长时间排队，终于轮到，于是恭敬地焚香，准确说出庭长的姓名年龄、断气日期时辰以及所属土地公宫，望眼欲穿地等待着灵魂前来对话。不料，跳神人几番作法，一请再请，尽是找不到庭长的灵魂。阴间里，大概也是人海茫茫、难觅其踪吧。家属们一再哀求，跳神的人只好答应努力去请，抱怨说从来没有这样难请的；害得本来很容易就能请到的其他人的灵魂，也变得难请起来了。
一柱香过去了，两柱香过去了，待到第三柱香时，阴间终于有了回音。
阴沉的房间里死一般的安静，连一根针掉到地上都能听得见。县法院刑庭庭长的家属们和其他前来问自己亲人亡魂的人紧紧围拢着跳神的人，全都屏住了呼吸，目不转睛地看着跳神的人的神情动作，仿佛聆听着从阴间来的亡灵的脚步声，辨别着是否属于自己亲人的气息。
青烟袅袅，只见跳神的人神态严峻，面露难色，渐渐地暴躁起来，突然间粗鲁地喝斥道：
“没空没空！还要开庭呢！”
家属大哭起来，想起当时庭长入殓，给他穿的是带着红红肩章的法院制服，端端正正戴上法院的大盖帽。
那年，方助审屡次一本正经地说，屡次肆无忌惮地大笑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