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仙履奇缘》（1950）画面。
一个儿童故事里也许没有明确的天真（比如《三个纺纱女》），没有勤奋（比如《睡美人》）或懒惰（比如《纺锤、梭子和缝衣针》），没有明显的勇气胆魄（《卖火柴的小女孩》），可能满口谎言（《聪明的格特》），也不讲信用（《打火匣》），但其中“善”的逻辑一定不会缺失（只是这种“善”未必是佩罗脚本里以德报怨的基督式善良）。
在那次讨论中，我们发现，儿童文学文本内其他美好品质都可以解释为由“善”衍生而来，反过来却不一定说得通；而在民间童话这种包容了尤其多越轨者的文类中，一条不会打破的铁律是，强势者主动为恶，害人必然不得好报，不论是掌握魔法的女巫还是位高权重的国王；不时以骗子、小偷、懒人为主角的民间童话讲求的“善”其实并非单层次的善，它允许底层民众偶尔行为失范，比如施些小骗诓走特权者们最多“半个王国的财富”，这或许是艺术对现实世界无法正义圆满的“调节”和希冀，所以大多数读者都能接纳甚至是喜爱那些狡猾的平民主人公。
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是先哲对不公正环境怀抱愤懑和嘲讽，以及对窃钩者遭受过苛惩罚怀有同情与不满。我们承认人类目前尚未能进入法治完善、社会公正完全得以保障的时代，个体难以撼动结构，弱者为求生存只好自己制造“过墙梯”。
《弱者的武器》，[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郑广怀 / 张敏 / 何江穗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4月。
政治学和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农村生活观察两年后，写就后来的人文社科经典《弱者的武器》一书，他指出偷懒耍滑、流言蜚语、在村里散布谣言乃至偷盗、纵火这些表面上看起来非常不光彩甚至于不合法的行为实际上都是弱者的武器。
它们看起来不像印象中的左翼革命或农民起义那样具有公开性、规模组织性和政治意味，但它们才是更普遍、持续的民众用以自卫和抗争的方式。天长日久、蚁穴溃堤，这些不起眼而泛政治的反应模式对结构的损耗是真实存在、不可小觑的，却也是宏大坚硬和理想主义的革命思维、革命叙事总是有意无意忽视的。
长久以来，不论是学者或大众都未能给予这些抗争模式应有的注意和评价，而文艺作品却再次发挥了它们敏感和包容的特长，将民间这种不甚光彩的狡黠智慧及其背后所涉的对公平正义的诉求、对与权力之兽斗争时“最后的呐喊”以各种形式纳入代代流传的故事之中。
从舍伍德森林的侠盗罗宾汉、到妙计越狱的亚森·罗平再到戏耍东京警视厅的怪盗基德，无一不坐拥大批忠实拥趸；我们乐于看莫泊桑塑造的“快乐的死刑犯”、哈谢克笔下“忠实的好兵帅克”无休止地给政客们增添麻烦——事实上，《弱者的武器》里，斯科特正是把农民的日常抗衡比作“好兵帅克式的阶级斗争”；儿童文学里亦然，我们为“一下打死七个”的吹牛大王小裁缝可能要穿帮而担忧，选择性地记住了那个灰姑娘姐姐不得善终的结局；当代观众对网络剧《毛骗》和电影《教父》的热爱更是早已说明一切，这种对越轨行为的包容甚至津津乐道里包含着的很可能恰是最原始的道德追求：我们不能要求一个走投无路的受困者不反抗。而艺术作品则在人道主义上更高一层，它们容许这些受困者、边缘者在反抗过程中还能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和快乐。如果我们是智慧的，我们应该允许这样的精神后花园存在，否则冉·阿让永远只能是编号24601，世界上永远少一个被救赎的无辜女孩。
即使是《聪明的格特》这样骗子厨娘的童话，我为什么说它在幽默精神之下仍然有“善”的基底呢？不妨做一次身份关系和情节颠倒的假设，我们会发现自己很难想象有这样一个童话故事，它让主人对着帮佣厨娘撒谎，从而偷吃了本用于分享的烤鸡或者一次次偷拿厨娘放在储藏室的薪水，然后挑拨厨娘及其闺蜜的关系令她们老死不相往来甚至反目成仇，最后还成功骗厨娘写下卖身契让她终生白给自己做活——通过对童话人物的身份拆解，我们就能对暗藏其中的道德倾向一目了然了。
我们对这些故事诸多包容和青睐，是因为社会生存经验让我们深知这种骗局得逞和对权贵的天降惩罚叙事已是弱势者“最后的呐喊”，他们要面对的是极端不平衡权力结构带来的极不对等的“交易风险”，有时候童话作者会明写这一点，有时候则未必。
先说“满口胡沁的恶棍们”。小裁缝假如穿帮，他就要人头落地（大多数人会认为他罪不至死，但对这一君主制规则却无可奈何，这正是我们愿意偏帮他的一大心理基点，我们需要意识到作品叙事正是依靠社会伦理层面的诉求引导读者站到了小裁缝的立场上）；两个骗子用并不存在的新装费了老鼻子劲，骗走的财富对国王而言也不过九牛一毛——读者从国王的昏聩中得到的信息是，这些财富、这些税收本来就不大可能“用之于民”、窃国者们长期安享特权却高枕无忧，于是这些破坏者便被视为固若金汤的结构的漏洞、赏善罚恶的化身、“正史的恶棍、平民的英雄”。除此之外，他们还可能承担了“努力的冒险者”“技能精英”的角色想象，他们得偿所愿让普通人对“付出终有报偿的天道公平”能留存最后的希望。这些都是恶棍故事里埋藏的善恶伦理逻辑。
《灰姑娘》实拍图。
再回到《灰姑娘》的宽恕和惩罚之争。佩罗的极端善良在格林看来完全可能是一种“不善”——在这一点对善良的争议认知上，格林的选择更能代表大众的善恶观，这很可能也是为什么我们记住更多的是姐姐们受到惩罚而不是她们也得了好报嫁给大公的版本。
拉斯·冯·提尔导演的电影《狗镇》里，被凌辱的女孩最后认同了她父亲的说法，她的本意是依其往日行事再度原谅村民，但这种无限制宽恕很可能包含了一种自以为是的傲慢，假如将对方视为平等的人，那么对恶行报以应得的惩罚，才算是对作出了选择的恶棍的“人格尊重”，也才能警示后来人不再为恶。假如为恶者总得到好处而不获惩罚，对为善者将是一种极大的不公，不论它是不是源自对善良本身的不尊重，它都可能最终导致整个社区对善良的不尊重。
也就是说，格林故事的内里是将善良视为一种选择，背后是对人之意志的充分尊重与浪漫讴歌（是的，这里的浪漫不无文论层面上的意思，德国童话本来就与浪漫主义运动关系颇深。假如我们把拍打着翅膀从天而降啄瞎女人眼睛的白鸽替换成乌鸦，这个故事的哥特感就遮藏不住要冲破纸面了）。同时它也暗示着，善需要后天学习：灰姑娘信任生母以及忽如其来的疑似“母亲的化身”（榛树和鸽子），与不信任恶毒者是一体两面的能力，缺失了哪一部分她都无法获得幸福。
我们应当注意到的是，灰姑娘具备辨识不善者和与之周旋的智慧，同时也有能力辨识真正的善者并仍然拥有对它们敞开心扉、信任托付的能力——这是基于“善”之上的勇气。也就是说，经验、智慧、友爱、天真、勇敢和善良这些品质彼此间可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很可能是许多童话故事未曾言明却是实实在在赖以运行的内部逻辑。
与之相比，佩罗的无限制宽恕虽然颇具神性，但问题可能也暴露于此，这种宽恕太强调与生俱来，太机械也太训导味，不论是与生俱来还是训导，其背后都笼罩着一个母本、一个高于人类之上的神的影子（按基督教理念，万物皆能分得神性的灵光和善，其中，人又是神按照自己形象创造的代管世界者）。神权之外，落实到人间，则还要多添一层世俗权力的挤压，即美好优秀的道德品质被视为贵族的专属。
如果我们稍微留心一点，就能在作品的第一句中发现格林版的灰姑娘出身富人家庭（19世纪资产阶级地位上升的文学痕迹），而17世纪御用文人佩罗的女主人公则是贵绅的女儿。这种出身与人品的关联叙事在几百年前一点都不奇怪，德维尔纳芙夫人的《美女与野兽》版本里，就让美女因为自己的资产阶级出身而主动放弃与王子的婚姻，她的守护仙子与王子母亲激辩德行与出身何者更重，尽管仙子最后获得胜利，但读者也发现美女本来就是一位公主，不过是因避父亲仇敌追*而成为了商人的养女。
这一关联叙事在21世纪亦不乏市场，前不久的热播网剧《梦华录》中就有类似表达，前一刻男主人公的部下将彼时尚未驯顺的女主贬斥为“刁妇”，后一刻听男主分析又说“难怪她的行事做派不像是平凡市井女子，原来竟是官宦出身”，而剧内对此未有异议。
于是，原本稳若磐石的善良叙事似乎稍稍露出了锈蚀的痕迹。
女性作者对笔下女性人物的善意
尽管我们已经陈述了民间童话里许多明写暗写的善良内核，但这座善良大厦确有短板，对此避而不谈是不合适的，而“性别与性”是其中最为显著、难以绕开的一处。
《嘘！格林童话，门后的秘密》，[美]玛丽亚·塔塔尔著，吕宇珺译，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2022年8月。
纯善仙女-恶毒魔女的对立设置自不必再多说，最近阅读《嘘！格林童话，门后的秘密》时，玛利亚·塔塔尔的一处提醒又将纸上铅字反复申述的内容激活，使我真切地感受到经典童话为生活中具体女性带来的最鲜活的尴尬和恶意。试想，为孩子读童话的母亲里大抵少不了“继母”吧，那么她们打开这些经典民间童话一字一句讲述继母们有多恶毒时，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这些继子继女在读了许多有继母登场的童话故事（而且这些故事中的继母无一例外都是邪恶的角色）后，若是在某个时候感到被自己的继母以某种方式伤害或侮辱，那么这些年轻的孩子就会拿童话故事里的继母比对自己的继母，然后对自己继母产生强烈厌恶情绪……弄不好就会搅乱全家人的安宁和幸福。”
一些原本不是问题的矛盾，可能在心理暗示的作用下，就人为地累积成了真正的麻烦。
塔塔尔同样指出了经典民间童话集的男性作者们“为同性讳”的倾向，父亲在所有伤害中隐身，包括对女儿的爱欲总是被用谨小慎微的方式透露，而对继母的恶行书写却完全不加掩饰，作者毫不吝啬地将各种负面词汇加诸其身，仿佛她们天性恶毒。
在《驴皮公主》里，父亲的乱伦爱欲被解释为由于失去妻子过分悲伤而导致的一时昏乱。这让我想起十年前一部以职场性*扰为主题的国产电视剧《女人的武器》，最后一集时忽地以心理医生的名义将男主角的*扰行径归因为“爱情妄想症”——妄想所有女性都青睐自己的心理痼疾；更早一些的《女人不再沉默》和《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虽然没有明说，但在问题归因上都有这方面的暧昧倾向，即男主角都被剧本或表演诠释为“精神变态”型人物，这就使得原本探讨的严肃的公共议题逃遁为一种偶发性的、难以自主控制的个人疾病，仿佛只有精神病患才会有此种行为，于是，相关反暴力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就被规避、消解了。凡此种种，足可见“经典”性别叙事之强大与社会直面性暴力之艰难。
在玛丽安·考克斯对灰姑娘型故事的收集与分析中，有130则故事的女主人公是被继母与姊妹虐待，96则故事则写到父亲爱欲的胡搅蛮缠。这个数字差别比很多人预想的小得多，但我们记住更多的仍然是来自女性的嫉妒与互相伤害——这也是相当不公的一笔夸张，生活中许多嫉妒心理并不会必然导致违法犯罪行为，但童话里女性的嫉妒却一定会生成恶行；与男性嫉妒恶行往往靠致命一击了事不同的是，女性恶行会被延长其折磨的时间、聚焦细节和恐怖的氛围，让人久久难忘。
我无意在这篇文章里再借精神分析视角展开批评民间童话里的性别叙事，这确实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我宁愿再花最后一点时间讲讲在对抗根深蒂固的文体传统时，那些不走后现代解构路线（此类书写颠覆意识较为自觉和显著，有机会大可专文解析）的女作家们在有意无意之间展现出来的对女性的善意，这本身也是对民间童话深信不疑的女性嫉妒互害印象的反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