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斯塔夫.多雷为但丁《神曲》作的插图画

中国人很早就讲究“天调”，《管子.无形》有说：“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早期的阴阳家认为只有做到“人与天调”了，人的生存才有保障。在朴素的古代中国思想中，天地万物仿佛都有灵气、有生命，而人能否生存下去，尤其是能否生存得较好，就必须与天地万物保持良好的关系，不能轻易树敌。人与世界是“一元”的，人与宇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相类、相协、相通。因此人生的目的不是在于细究自然和征服宇宙，而是泛爱万物，以体悟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就是庄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种由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和成熟的农业实践带来的天人关系思考本身就是对自然和宇宙的一种审美态度或审美情感，如王阳明的“心学”名句“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就是这种天人合一观的体现。

以“天人合一观”相连的即认为万事万物都有生命，都应该被尊重的“万物有灵观”，体现在民间信仰里即所谓“万物有神”观，如人间的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行业神，每一个阶段每一种苦痛都对应着一位或几位可以帮助人们精神解脱的神仙，如发财有财神，平安有门神，姻缘靠月老，求子有观音，关公、灶王、妈祖、文曲武曲地公、雷公电母龙王爷，无奇不有。于是中国文艺中各路神仙登堂入世，他们或者下凡与人为善，或者以种种方式对人的苦难予以点化，而百姓也以不同方式供奉他们，如建庙烧香，或者绘成画像供奉家中。

但中国人造神却也役神，万物在中国人的眼中都是可以为我所用、为现世愿望所用，即使是本身不好的事物，也可以为己所役，以毒攻毒地趋退其它更大的危害。如民间艺术中的儿童肚兜纹样“五毒”就是一个例子，端午节这天，希望孩子健康成长的长辈会为孩子系上“五毒”肚兜，上面绣有蝎子、蜈蚣、壁虎、蛇、蛤蟆，表示有了这五毒，其他的毒就不怕了，当然，还有的则是“虎镇五毒”图案，表明五毒被虎所镇，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中国装饰纹样多吉祥少恶邪，即使有恶邪，也多是已被克星镇住，不再具有强大威胁，而这些克星有的是仙人，有人是仙物或含有特定意义的物体，如桃，不仅寓意长寿，还被认为能作驱鬼之用。有的则是一些虽然为人所惧怕但同时也被相信为其它事物所惧怕的事物，如老虎。

因此在中国人的天人观里，蝙蝠不仅与人是可以和谐相处的，而且还被当成了人类的朋友，或者说被当成了人与灾祸间能起到隔绝作用的保护者，能带来来自天意好消息的吉祥使者，如在清末老式房屋的横梁上，常常会挂上一只蝙蝠，人们认为横梁会造成煞气，令人运气变差、健康受损、破财等等，而蝙蝠的祥瑞可以驱赶这种煞气。

清末老房子横梁上的红蝙蝠

然而相对于中国，在古代西方人的眼中，人是否能生存下去，很大程度上在于人是否能在与天“斗”的过程中取得胜利。富足的生活要靠离乡背景的游牧生活和海上贸易来争取，大海向西方人昭示着：不采取行动，不与自然抗争，人就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这种生活环境与背景下，人容易将自己放置于与“天”相对立的一方，追求冒险与竞争。

在西式思维里他们不仅相信“天人相对”的倾向，更相信“人定胜天”的倾向，即认为用自己的双手与头脑可以让他物臣服于己。因此在西方艺术作品，尤其是古典艺术作品常常以“英雄”为主题，而西方式英雄的表现常常是：不屈服于命运，敢于与命运和自然挑战，通过自己坚定的信念与勇敢的行为，冲破障碍，取得胜利。甚至今天西方主流的影片市场，仍是乐于塑造此类“英雄”。

由于丑陋外形的蝙蝠本来在重视外观美的西方思维里就不讨好，而且蝙蝠大多数都是黑色，而黑色在西方正是被厌恶的色彩，再加上蝙蝠又与吸血蝙蝠沾上了边，进而又成了魔鬼的象征，因此在西方人的观念里，蝙蝠成了需要人奋力去反抗去抵制的对象，如在西方艺术作品中的蝙蝠大都可怕的很——长着黑色的翅膀，张着血盆大口，它更像是衬托英雄的道具，代表着必将被抵制的恶。

当然了这种对比并非绝对，并不是说每一个中国人任何时候都在自然观上都会采取天人合一的态度，中国人也有与天斗其乐无穷这样的豪言壮语，同样每一个西方人在任何情形下也一定会坚持天人相对的观念，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当选择的可能存在时，中、西天人价值观的天平仍具有其倾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