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起初连地图都没仔细看的司马光，又为何会执意割让军事重地给西夏呢？

当然，司马光定然不是叛徒，他只是为了废除王安石的新政，将其一切政策全盘否决罢了。也幸亏司马光悬崖勒马，及时醒转过来，倘若，他真的将土地割让给西夏人，司马光恐怕会落得万古骂名，死后也得不到“文正”之谥号。

熟读史书的朋友都知道一个典故，就是“牛李党政”：

唐朝时期，牛僧孺竟丝毫不讲原则，为了打压政场上的宿敌，禁止唐军攻打吐蕃，同时，拒不接收吐蕃的流民。当时的吐蕃正值内战，在牛僧孺的主张下，唐朝并未插手吐蕃事务，结果，大唐落得言而无信的骂名，吐蕃内战结束后便将矛头指向大唐。

以至于，牛僧孺就这样背负骂名，因为这一个污点遗臭万年。由此可见，倘若，司马光真的做出割地求和之举，他的下场恐怕与牛僧孺不遑多让。牛僧孺顶多落得“不作为”的骂名，而司马光就得背负“割地叛国”的大罪！

没过多久，西夏人服了软，主动求和。

西夏问题被解决，司马光也就不再纠结于王安石的西夏方针，转而针对“差役法”和“青苗法”。按说军政才是国家大事，废除掉面向农民的“青苗法”和“差役法”应该不算难题，可是，偏偏废除这两项政策时，司马光遇到了空前的阻碍。

在废除“青苗法”和“差役法”时，有一个官员时常站出来与自己唱反调，不论如何都不妥协，这个硬骨头就是苏轼。

史籍记载，经过常年的“下野”后，苏轼已经成了一个体察民情的好官，再也不是那个高高在上不知民间苦楚的“庸人”了。在废除法令的问题上，苏轼认为：这些都是利国利民的好政策，尤其是“差役法”，万万不可废除。

在坚决反对司马光的同时，苏轼还不忘嘲讽司马光几句：“你的这番言论，就像是两个王八互相踹对方一样。”司马光却没听懂，于是，追问道：“难道两个王八不能互相踹吗？”苏轼答道：“它们本来就没法伸脚踹啊！”

话说到这，司马光才恍然大悟，苏轼这是在讽刺自己，将自己废除两法的举措比喻成两个互相打架的“王八”。从表面上看似乎挺用功，实际上王八腿短，根本没办法踹到对方，实属无用功罢了。于是，被讽刺的司马光火冒三丈，与苏轼辩论起来。

苏轼却叹了口气，慢慢说起一件司马光的往事：“相公可曾记得，早在宋英宗时期，为了抵御西夏人，宰相曾主张强征一直西北民兵，在他们的脸上刺字，组建一支义军，让他们作为先锋对抗西夏大军。当时，是您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此事，您难道忘了吗？”

司马光答道：“没错，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真的组织一支民兵，能为我方增加二十万军力，但是，这支义军的战斗力十分堪忧，他们没有受过正统的训练，只是一支空有人数优势的杂牌军罢了，只能作为肉盾炮灰，根本起不到作用。”

苏轼说：“后来，事情的发展就像您预料的一样，这支义军抵达前线后，平添伤亡，反倒给西夏人增加了士气。”司马光叹道：“倘若当年宰相肯听我的劝阻，就不会酿成大祸了。”

苏轼继续说：“当年，您劝阻宰相时，我就在旁边，您的一番言语如今仍萦绕在我脑海。当时，宰相根本不听您的劝阻，您显得十分懊恼。如今，你也当上了宰相，为什么听不进去别人的劝告呢？难道不能让我把道理说通吗？”

《续资治通鉴》中写道：面对苏轼的追问，司马光久久不语，最终“不悦而罢”。可惜的是，这番金玉良言，最后，换来的也只是司马光“不悦”罢了，根本没起到半点作用，司马光一意孤行，仍废除了“差役法”。

见自己的苦心没得到半点收获，苏轼气急败坏，回家后，将官帽随手一扔，破口大骂道；“你司马光就是一头不进油盐的倔牛！”几年前王安石秉政，刚愎自用，凡事以自己为尊，从旁辅佐的司马光恨得牙根直痒痒，骂王安石为“拗相公”。

然事过境迁，上位后的司马光竟与王安石如出一辙，背上了“司马牛”的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