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他们对于计算机技术只有那么一点认识，而这项技术很超前，所以他们一组织起来，就马不停蹄地开始着手搜集和阅读电子计算机的资料。

这就是我国最早从事电子计算机的三人小组，中国的电子计算机事业由此拉开序幕。

然而，没多久，却传来了华罗庚自*的消息，这一消息震撼了无数人。

六、

1951年，40岁的华罗庚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会，中国数学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当选为理事长，还兼任了中国数学会主办的学术期刊数学学报的总编辑。

中科院确定八人为首批特级研究员，华罗庚名列其中。

这一年，*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首先要在知识分子中间进行思想改造。

当时，华罗庚被人搜到房间里还有出国的护照，觉得他是为了给自己留后路，才保留的。

他坚决不承认，但无奈百口莫辩，被人误会立场问题，让他痛苦不堪，便采取了自*的方式，所幸发现的早保住了性命。

而另一边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响应号召，在改造宣传中要求：

科学工作者要着重研究那些社会价值大，人民需求急的课题，不能只想为个人出名，而去钻一些冷僻的怪题。

为了表明自己正确的思想，华罗庚放弃了纯粹的数学研究，投入到应用数学和数学普及工作上。

他注重对年轻数学人才的培养，其中的学生就有著名数学家陈景润。

不仅如此，华罗庚还成为中国中学生数学竞赛的首创者。从1956年到1978年，他亲自担任竞赛委员会主任，培养中学生对数学的兴趣。直到今天，‘华赛’依旧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青少年数学竞赛。

1956年，华罗庚再次有了不错的研究成果，他的论文《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函数论》获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并且出版了中、俄、英文版这几个版本。

尽管华罗庚凭借自己的实力，获得了无数的成就，但还是有人觉得他做的这些，就是为了名利。

1957年，华罗庚作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反对姜立夫当选学部委员。

张寅恪听说后，就说：“渠意颇不以华罗庚为然，其过去曾建议蒋介石成立科学青年团，认其有创造能力，但其言论作风之味不佳云。”

但事实上是，在1948年底，陈省身赴美，成为“国际微分几何研究的领袖人物”。

姜立夫作为陈省身的老师，没有施加影响促使陈省身回国，是姜立夫的失职。

而中央研究院数学所迁台湾的事宜，是由姜立夫负责的。华罗庚强调说：“姜把数学所书籍移台湾是极大损失。”

就这样，张寅恪和华罗庚的误会解除了，但接下来却又发生了一次大变革。

1958年，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会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开展起来。

对此，不管是农民个人，还是工厂，都立下了各种不切实际的目标，盲目追求量产指标。

许多科学家纷纷走出研究室，到生产实践去找课题。

这一年，华罗庚被任命为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应用数学系主任。

在这种形势的推动下，华罗庚也访问了一些农村工厂，发现这些地方的管理方法都相当落后，于是，他设想将数学方法应用到管理工作中去。

这促成了他运用统筹学和优选法去开辟应用数学研究的新领域，比如用“优选法”设计打麦场，增加了产量。

1959年，华罗庚在《光明日报》发表《数学与应用》一文，他认为：数学与应用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一个是“网”，是指应用；一个是“纲”是指理论。

他不仅在科技大学教书育人，而且还研究了关于数学与工农相关联的问题。

他意识到只有理论知识是行不通的，于是，带着学生到工厂农村中去，从事统筹、优选的实践。

紧接着，又在《人民日报》刊登，用一文一步论证“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工具和助手”。

尽管不再做数学计算的研究，但华罗庚在应用数学上的贡献还是非常大的。

七、

1960年，华罗庚发表了运筹学论文，将数学理论研究用国民经济生产实践尝试的发端。

第二年，中国数学会在北京颐和园龙王庙分别召开了受到冲击与破坏，几乎被取消的数论、拓铺学和函数论等几门学科的全国学术会议，这几次会议统称为龙王庙会议。

1963年，他收到了西南铁路指挥部总指挥韩光的邀请，毅然带领学生和助手参加成昆铁路建设。

去西南之前，为了把方法交给群众，华罗庚仔细阅读了许多相关文献和书籍，结合以往数学应用的方法，查觉到里面有许多对我们国家建设有用的东西，于是经过多番思考之后，开始起稿。

终于，在1965年3月完成了《统筹方法平话》这本小册子，但是工人能不能看懂，他心里也没有底。

于是，他带领助手在铁路施工现场来回宣讲和推广统筹法，白天在山沟里奔波，晚上和工人一起睡在帐篷里，和工人、战士真正打成一片，人们称赞他是“人民的数学家！”

而对于这段经历，华罗庚为此专门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当时的心境：

“森森白骨堆中，是俺生身所在。皮囊纵然万般改，积垢依然深埋。

妖风易受鼓惑，风起障目尘埃。勤学毛着脱旧胎，才能入得门来。”

1965年5月开始，西南铁路建设工地指挥部在贵州安顺，开办了我国第一个为期2个月的统筹法学习班，华罗庚担任主讲。

接着，华罗庚应国家科委和北京市委邀请，分别在科学礼堂建工部礼堂，先后两次做介绍统筹方法的普及报告。

华罗庚不仅是传授专业知识，还教会学生如何做学问。

例如读书要读薄，不要班门弄斧等等。

同时，他还为青少年创作通俗著作《从孙子的“神奇妙算”谈起》，开篇用一首诗为序：

“埋头苦干是第一，熟练生出百巧来。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劳一分才。”

这句话，也成为那个时代勉励青少年的正能量话语。

1966年，文革开始，正在外地推广“双法”的华罗庚，遭到造反派的针对，被召回到北京写检查，接受批判。

而作为华罗庚的亲友团，熊庆来也不幸蒙冤，最后于1969年去世。

华罗庚匆匆赶到火葬场向熊庆来做最后的告别，他悲痛地写下《哭迪师》：

“恶莫恶于除根计，痛莫痛于不敢啼。”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一年又发生了一件事情，令他愤怒不已。

八、

1969年，华罗庚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办公室突然遭到盗窃。

奇怪的是被偷去的都是一些教学手稿，而放在一个没上锁的抽屉里的几十块钱，却分文没少。

这些手稿大多是回国前写的，还有一些是1958年到1963年之间写的，其中有3份手稿，不下三四十万字。

事发后，公安部门曾派人查过未能发现什么线索。

华罗登心里焦急，多次向中央领导写信，要求追查被盗手稿。

恰恰这时候，中国科技大学接到战备疏散的命令，远离北京，辗转迁到了安徽河北。

*总理及时作出批示：首先应给华罗登予以保护，防止坏人害他，其次应追查他的手稿被盗线索力求破案，在此科学院数学所封存的他的文物，应查清有无被盗痕迹。

尽管在这样恶劣的形势之下，华罗庚还写了一本书《优选学》，为庆祝新中国成立20周年，他还把自己的手稿送给了国务院。

接下来的好几年时间里，华罗庚跑了20多个省普及《优选法》和《统筹法》。

双法的实用范围之广，不仅用在了国防等国家军事方面，还用在了基层农村建设上。

然而，华罗庚这样尽心尽力地做实事，却被人说成“他就是做做样子而已”。

1974年，华罗庚被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江青公开点名，说他到20多个省市推广“双法”是假，实际上是为了吃喝玩乐。

一年后，华罗庚在哈尔滨推广双法时，突然心肌梗塞，在医院昏迷了6周，病情严重。

*接到消息后，立刻派自己的医生前往哈尔滨抢救。

华罗庚从死亡的边缘醒过来后，当听说*的亲切关怀之后，他哽咽地说：“请你们转告党中央，*交给我的事，我没有做好就病倒了，我对不起党，对不起*对我的希望。”

病情好转之后，65岁的华罗庚回顾自己的一生，思绪万千，再次给*写信，同时在信中写了一首词——《破阵子》：

呼伦贝尔骏马，珠穆朗玛雄鹰，驰骋原野志千里，翱翔太空意凌云，一心为人民。

壮心临阵决死，哪顾许多伤痕，向千年老魔作战，为百代新风斗争，慷慨掷此身。

*回信鼓励他，随后，他高兴地又赋诗一首：

“往事历历知多少，衷情难述描，莫过今朝，只觉得盈耳歌声，满眼笑。”

这时，北京也传来了好消息。

九、

中科院专门建立了应用数学研究推广办公室，解决了双法推广过程中的机构人员编制和办公地点等问题，为推广工作提供了保障。

1978年，因为华罗庚出色的工作能力，正式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尽管多了不少工作，但华罗庚还是坚持继续到地方推广双法，遇到的问题五花八门，对于低度酒的问题，华罗庚运用“优选法”改造出了低度酒。

从此，历史悠久的中国白酒酿造业改变了没有低度酒的状况。

1979年6月13日，正在英国访问的华罗庚接到国内的佳音：他申请入党的请求被驳回3次后，终于在这一年被组织上批准了，他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1980年元旦，76岁的邓颖超以“老同志，新党员”给70岁华罗庚以勉励。

华罗庚以一首《破阵子——奉答邓大姐》回应：

“五十年来心愿，三万里外佳音。沧海不捐一滴水，洪炉陶冶沙成金，四化作尖兵。老同志，深愧怍；新党员，幸勉称。横刀哪顾头颅白，跃马紧傍青壮人，不负党员名。”

接着，他更加有动力地工作，这些年华罗庚的成就遍布各个领域，通过这些年他获得的成就来看，华罗庚显然就是一个工作狂。

他曾经说过：“我最大愿望是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他确实做到了。

1985年，华罗庚一行来到东京大学数理学部的讲议厅，进行演讲。

进入会场前，他应邀签名留念，并用英文写下了讲演题目:《理论数学及其应用》。

华罗庚在日本的讲台上讲完了最后一句话:“谢谢大家。”演讲宣告结束。

华罗庚先生在将要接花的那一刹那，身体突然不受控制地倒在讲台之上，随行医生立即赶上前去，却发现他心脏已停止跳动。送到医院后，紧急抢救了一段时间后，医生宣布华罗庚因患急性心肌梗塞，经抢救无效逝世。

这位伟大的数学家突然离世，震惊了整个数学界。

纵观华罗庚的一生，他一直在竭尽全力地用着自己的学识，为国家的建设作出贡献，真正工作到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刻，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