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群人被缚在一个山洞里，洞中生着一把火。人们通过火光看到了洞外事物的影子，于是就误认为事物的影子便是事物的本来面目。直到某一天，有一个人挣脱绳索走出了山洞，看到外面的世界。于是他又折回来告诉那些可怜的同伴说洞里的影子是虚假的，外面才是真实的世界。但是没有人相信他——这些可怜人因为缺乏走出洞穴的自由和勇气，从而无法认识真正的世界。

在柏拉图看来，理念才是真实的世界，理念是共相、是最普遍的东西。对于人来说，要想认识理念，就得学会运用自己的理智、思维。思维之于哲学就如显微镜之于生物学一样，是最基本的工具。只有懂得运用思维，才能进行哲学思考。从柏拉图开始，大部分哲学家都认为只有通过思维，我们才能够超越经验的束缚，透过现象去发现世界的本质内核，认识到有一个形而上的本体世界存在着。就像通过显微镜我们才能看见细胞一样，只有通过思维才能引领我们走出洞穴。

柏拉图的“洞穴之喻”

但是，从历史来看，思维把哲学引入谬误的歧途丝毫不比经验少，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用三段论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宇宙的起源、灵魂的不灭等问题。这些问题没法在生活中得到检验，孰是孰非，难以分辨，最后全都流入清谈。哲学史上充斥着太多这类问题，因此在20世纪初开始流行一种“分析哲学”理论，试图对哲学的内容进行一次“清理”，证明所谓的“本体世界”只是旧思维方式的弊端而已。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说：

“这本书将为思维划定一条界线，或者不如说不是为思维，而是为思维的表达划定一条界线。”

恩格斯早在《反杜林论》中就说：“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

古代哲学家对“体系”都有一种迷恋，希望在头脑中建立起一个独立于现实世界的形而上本体世界。自从黑格尔的体系瓦解之后，人们越来越发觉“体系”的思想已经不符合时代的潮流了，因为科学逐渐占领了神秘的领地，形而上学的地盘在不断收缩。

古代自然哲学就是一种形而上体系，但是自从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诞生后，它的内容就全部被自然科学所瓜分；随着越来越多具体科学的兴起，心理学取代了灵魂学、天文学取代了本体论、法哲学变成法理学等等，各门科学各司其责又彼此交叉联系，这使得哲学所特有的内容变得越来越少。在新时期，哲学家们需要做的是走在时代的前面，为人们提供新的逻辑范畴和思维方式，而不是走在科学的后面，只是进行归纳与概括。因此，哲学的重心应当转移到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上来，哲学的成果就是思维的革新，而不能只是对古人哲学思想的研究。

恩格斯的远见在当时没有引起响应，人们依然在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各种折中主义的残羹剩汁玩弄思辨。过了差不多半个世纪，“分析哲学”的思潮才开始出现。

哲学的使命是革新思维，而不是建立综合古人思想的“体系”

分析哲学的先驱是弗雷格、索绪尔等语言学家，他们引发了后人对逻辑的思考。熟悉逻辑学的人都知道，a=a和a=b不是同一个意义，例如“启明星是启明星”不同于“启明星是长庚星”。虽然“启明星”和“长庚星”都是同一个金星，但是“启明”和“长庚”的概念意义完全相反。“启明星是长庚星”这个命题同时又含有“启明星不是长庚星”的意义在里面，这就是一种概念的矛盾。命题之所以有这种矛盾，原因在于概念有意义和意谓之分。

1. “启明”和“长庚”是意义，意思相反；
2. “启明星”和“长庚星”是意谓，代指同一个金星。

哲学里有很多概念和范畴，他们的意义和意谓并不一样，哲学家们经常纠缠于意义之争而忽视了意谓的存在。由于意义之争缺乏客观的标准，所以许多争论最终都陷入清谈里；而意谓之争就要经受对象的检验。因此，哲学应当从意义之争中走出来，把重点放在意谓上。

例如，二人都繁琐的引证典籍来支持自己的说法。可是“太极”这个范畴并没有一个真实的对象，因而根本就没法检验谁对“太极”的理解更为正确。反复辩论下来，我们只是看到了朱陆在思维方式上的不同，对于真理的认识却没有更进一步。

如果我们讨论哲学，整天在“灵魂”、“理念”和“自在之物”上争辩不休，那么我们并没有提供多少有益的发明，只是在静坐空谈而已。因此，维特根斯坦说：

“凡是可以说的，就能明白地说，凡是不可以说的，对它必须沉默。”

维特根斯坦（1889年—1951年）

差不多同一个时候，维特根斯坦的老师伯特兰·罗素受到他的启发，也对逻辑进行了考察。在《逻辑是哲学的本质》中，罗素说：“每个哲学问题，当经受必要的分析和澄清时，就可以看出，它或者根本不是真正的哲学问题。”要清理哲学，就得先研究逻辑。

逻辑从亚里士多德以来，经历的第一次大扩展就是培根与伽利略使用的“归纳法”。归纳的范围和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试以“太阳明天会升起么？”这个问题为例，我们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如果问我们怎么确定太阳明天会继续升起时，所给出的依据就值得怀疑了。我们根据经验，从以往多次日出中归纳出了这个结论，也就是通过枚举法来证明了“太阳明天会继续升起”。但是我们通过反思，就会发现这个论据极不牢靠，我们无法百分之百的相信“因为以前都是这样，所以下次也会这样”的论证方式。

要借助已经观察过的东西来推论未观察过的东西，还需要有一个中项——那就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恰好生活在地球毁灭的前一天，那么根据枚举法，我们照样可以推论出“太阳明天会继续升起”，但现实是它再也升不起来的。

黑格尔发现了经验主义的归纳法不可靠，所以他在《逻辑学》中建立了一套唯心辩证法。他的辩证思维方式革新了逻辑，但是他的唯心主义出发点却使哲学陷入了泥潭。罗素一针见血地说：

“（黑格尔的）逻辑实际上等于形而上学”。

“他所谓‘逻辑’的东西，乃是在这样一种条件之下研究宇宙的本性，即：这个宇宙的本性仅仅从逻辑的原则中就可以推了出来，至于宇宙就其结构来说，在逻辑上是自身一致的。”

在黑格尔看来，逻辑里的概念就是现实世界背后的本质世界。“苹果”的概念外化成了苹果这种果实，“葡萄”的概念也外化成了葡萄，有多少种概念就可以外化成多少种事物。这又是退回了经院哲学和柏拉图的思辨游戏里，不是先考察“意谓”，而是先考察“意义”。

罗素早年受到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后来才他才发现黑格尔的哲学只是“逻辑之应用于现实世界。”并不存在什么真实的形而上世界，那不过是旧逻辑的产物而已。要改革逻辑，不能沿着黑格尔的方向，而要朝分析哲学的方向来改变。

罗素（1872年-1970年）

罗素察觉到新黑格尔主义的神秘方面，因此他便借助莱布尼兹的数理逻辑来建立新的逻辑学。

如果我们说：

1. “苏格拉底是有死的”；
2. “琼斯是恼怒的”；
3. “考勒里斯是喝过毒药的”。

那么在这三个命题里它们的形式是一样的，都是“xx是xx”，不同的只是成分而已。如果我们调换成分，那么即使形式不变，命题却已完全走样的了，如

1. “苏格拉底是喝过毒药的”；
2. “琼斯是有死的”；
3. “考勒里斯是愤怒的”。

因此，我们应当明白，在逻辑中，形式不是单独的东西，它只是各成分的结合关系而已。

柏拉图说“大”和“小”都是单独的形式，而是形式就是洞穴外的真实世界。但是数理逻辑认为“大”和“小”只是不同事物间的关系而已。当我说“篮球大于足球”时，“大于”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东西，而是“篮球”和“足球”的关系。黑格尔的逻辑则更有欺骗性，他把“质”“量”“尺度”“同一”“差异”等形式、关系都当作了单独的成分。在柏拉图与黑格尔的哲学里，现实世界之上还存在一个“大小”“质量”“尺度”等形而上的理念世界。就好像古希腊神话中，有爱情之神、饮食之神、海神和酒神一样，现实世界中有多少种事物、多少种关系，就有多少种神。这本质上就是神秘主义的逻辑。

为了对抗神秘主义，罗素提出逻辑要基于原子事实，要依据经验来提出“这是红的”、“那是绿的”等原子事实。然后再把这些原子事实组成分子命题。这样，一个原理就昭然若揭了——逻辑最终是来自于现实生活的。

柏拉图与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逻辑

逻辑不是天生，概念也不是我们从娘胎里带来的。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就揭示了逻辑来自于生活的原理。

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和黑格尔的逻辑时说：“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这些原理和范畴过去曾睡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怀抱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逻辑里的概念、范畴只是人们生活中各种社会关系、现实关系的产物而已。

马克思说：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

例如《德意志意识形态》说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其实只是世界市场在哲学中的扭曲反应而已。封建社会时期，人们不可能知道“股份制”、“资本”、“计算机”和“网络”这些范畴是什么意思，也发明不出这些它们来。当我们跟柏拉图讲“人工智能”时，可能还要废老大的劲。

这说明生活在不同时期的人，具有不同的逻辑思维方式。生活每天都在给我们提供新的范畴和原理，当代的哲学家要充分利用这些新成果去创造出符合时代的新思维方式，而不是在故纸堆里研究古人的那些陈旧思维。哲学的核心就是逻辑，而哲学的创新就是思维方式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