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古称兴化军、兴化路、兴化府，雅称“莆阳”“兴安”。兴化府辖莆田、仙游二县，其历史底蕴深厚、素有“海滨邹鲁、文献名邦”之美誉，为福建省历史文化名城。

莆田很早就跨入文明时代，早在距今5500～3500年之间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莆田先民就在这里劳作、生息。距今3500～2200年，莆田已进入原始社会部落联盟及其聚落经济形态发展的高级阶段，原始生活形态自濒海临溪而栖到筑城犄角相守的历史跨越，显现出与福建其他地区文化形成的早期共性点，又具有莆田自身发展的分布规律与区域特色，在福建史前至秦汉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战国中期（公元前334年前后）至汉初，莆田处于闽越国统治之下。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闽越国被汉武帝灭亡，两汉时期的莆田基本上处于无人治理的蛮荒状态，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停滞甚至倒退。

三国时期，东吴政权加强对福建的控制。两晋南北朝时期，大批汉人移民福建，部分进入莆田，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推动莆田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初步发展。特别是南朝梁、陈时代郑氏“开莆来学”，陈光大二年（公元568年）朝廷初置莆田县，标志着莆田历史进入新阶段。

隋唐五代，特别是唐末五代，随着大批北方汉人陆续涌入莆田，南北洋平原初步开发，莆田的社会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莆田的文化教育事业应运兴起，科举考试崭露头角，重教兴学的传统初步形成，为宋代莆田社会经济文化的腾飞奠定坚实的基础。

宋代，莆田经济文化进入鼎盛时期，取得骄人的成就。一方面，代表着中国先民高度的治水智慧与技术的木兰陂等大型水利设施被陆续修建，福建历史上最大规模围海造田的兴化平原也在莆田人民勤劳双手和不懈努力下基本完成，创造了人间奇迹。宋代，莆田既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通道与必经之路，也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物产区和商品集散地，还是福建四大造船中心之一。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莆田重教尚学的优良传统基本形成，学堂书院林立，习儒成风，人文蔚起，科举昌盛，人才荟萃，是福建乃至中国著名的教育中心之一，宋代莆田进士人数雄踞福建省各县榜首，在全国也名列前茅。特别是拥有独特的方言、戏曲、宗教信仰、民俗、人文性格的兴化民系和莆仙文化初步形成，为莆田历史文化打上不可磨灭的华丽印记。

元代，是莆田历史上灾难深重的时代。元初，莆田遭到元兵屠城，三万多无辜生灵涂炭，文物被破坏殆尽。元末，席卷福建东南沿海的“亦思法杭”兵乱，莆田所受到的战争创伤最为严重。由于元代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莆田教育停滞，科举式微，士人隐居山林，文学艺术衰落，社会经济文化艰难前行。然而，元代莆田历史仍有值得大书特书之处，元初陈文龙和陈瓒领导的兴化军民前仆后继的抗元斗争，为莆田历史写下可歌可泣的篇章。陈文龙的“未闻烈士树降旗”的不朽名句成为莆田人不畏强暴的性格象征。

明代中国政治回归正常轨道，兴化府设立，使莆田最后确立其在八闽中占据其一的位置。这个时期莆田社会经济稳步发展，无论在农业、手工业、渔业，还是在商业，都大大超过元代，提高到新的水平。特别是明中叶之后，兴化商帮崛起对后来的莆田历史产生重大影响。在文化上，莆田再度走向辉煌，教育体系恢复和发展，科举再现宋代荣光，文学艺术重振雄风，宗教信仰生机勃勃，“海滨邹鲁、文献名邦”的称誉实至名归。明代中期，莆田人民前仆后继，展开抗击倭寇的英勇斗争，其不屈不挠的精神气节成为莆田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清军入闽，自古崇尚民族气节的莆田人民，前仆后继抗击清军，涌现出众多的抗清义士，书写了不屈不挠的抗清历史篇章。清初实行的海禁与迁界政策，给莆田沿海居民带来了空前绝后的巨大灾难，康熙之后莆田社会经济文化才得到恢复和发展。清代中后期，为了缓和因人口剧增带来的人多地少的尖锐矛盾，莆田人开始大规模向周边的府县、省份乃至海外移民，影响深远。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其间发生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莆田人民从不缺席，且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如辛亥革命时的壶公山起义、五四运动中“查禁日货”和推广白话文运动、新文化运动中的进步思想的宣传、1926年中共莆田党组织成立、土地革命时期的闽中三年游击战争、前仆后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都写下光辉的诗篇。尽管当时社会动荡、战乱频仍，莆田人民仍以超常的毅力艰苦奋斗，推动社会经济艰难前行，尤其是在教育和人才培养、医疗卫生、文学艺术等文化变革方面取得突出的成就，某些领域还出现难得的复兴景象。1949年8月21日，莆田宣告解放，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