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皇位继承，大多数的情况是父死子继，当然也有少数是没有子嗣，便酌情议定其他合适的继承人。但是不管怎样，皇帝一般是“终身职业”，因为一来制度允许，二来就人性而言，不愿意放弃这至高的权力又是常情，所以自然就“不死不休”。

禅位的皇帝当然也有，但情况往往比较特殊。如汉献帝，是被迫禅位给曹丕；又如清高宗乾隆，以不愿超越祖父在位时间为由禅位给儿子，但实际上在成为太上皇之后，依然大权在握。

宋徽宗的禅位与以上两种情况自然不同。宣和七年（1125年）冬，童贯将金军入侵的消息呈报给徽宗。此前，他已经派使臣去见了粘罕，使臣回来以后说，金国要求来朝割让河东、河北，以黄河为宋、金之界。很快，太原以北的领土陷于敌手，由于形势紧急,徽宗下诏呼吁河北、燕京地区的民众参与防御。

正是在这场倏然而至的危机下，君臣们开始讨论禅位的事。与这个方案配套的计划是：太子成为新君后留守汴京，而徽宗率部分臣子在离前线更远、更安全的地方建立另一个政治中心。这个计划的提出，无疑有吸取安史之乱教训的因素，毕竟，唐玄宗的“幸蜀”使得唐朝免于京城失陷后立即亡国的噩运，而长安最终也被收复。再者太子赵桓现已二十六岁，成为太子已经十年，至少在理论上应该具备了统御天下的心智。

徽宗考虑禅位或许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此时民怨不小，物议纷纷，他继续在位，对目前最重要的抗金一事并无帮助。退位于国家自然有益，于他自己也并不是绝路，但如果国家亡了，就诸事皆空了。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二十日，徽宗任命太子赵桓为开封牧。接着，他在宇文虚中的建议下发布了罪己诏，说自己在位的二十多年中，虽然于本心是想尽职尽责，但实际上犯了很多错误。而且，自己后知后觉，对上天以天灾相示、民众怀怨恨已久都懵然不觉，现在说起这些过错，“悔之何及”！当然，在把自己痛骂一番后，他还是提出了对臣民的期望，希望各地军队奋勇抵抗，有才之士为国效力，同心解除当下的危机，让宋朝的国得以绵延。接着，徽宗下诏让太子赵桓继位。

赵桓刚闻诏时，哭泣着坚决推辞，徽宗命令数位内侍扶着他即刻前往福宁殿即位，赵桓挣扎着不肯走，内侍们使出了九牛二虎之力，而他也拼命以力相抗，由于场面过于激烈，他甚至一度晕了过去。等他醒来之后,还是被内侍们架到了福宁殿的西庑房，等在这里的宰臣们向他道贺，众人拥着他来到福宁殿正殿，他还是不肯即位，双方僵持到日薄西山，最后他才终于即位了，是为钦宗，徽宗则加了“教主道君太上皇帝”的尊号。

虽然古时受禅的惯例确实是固辞再三，但钦宗的几番辞拒，却明显不是做表面功夫，而是心知此时帝位已成了烫手山芋，担心自己收拾不了烂摊子。从他这时的反应，也能看出当时举国上下都对当前局面持悲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