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言的正色敢言及处理政务的能力为他在朝中赢得了一些声望，此后在1530年，随着世宗采纳了他的两项建议，夏言的仕途再次扶摇直上。

夏言建议皇后应主祭亲蚕礼，为天下妇人树立榜样。大约一个月后，夏言得知世宗对天地合祀感到不满，于是他在上疏中提议天子于冬至时在南郊圆丘祭天，夏至时在北郊方泽祭地。

世宗龙颜大悦，赐玺书等物对其进行褒奖；同时，由于霍韬强烈抨击夏言的建议，他被暂时投入狱中。从此天坛和地坛就被分别建在了今天的位置上。

与此同时，世宗下令在北京东郊和西郊分别建立日坛与月坛，约一年后建成。由于夏言善于处理礼仪事务，于是被任命为礼部尚书。

从那时起直到他于1537年6月出任内阁大学士，在这段时期，夏言的雄心壮志显露无遗。权力欲强又十分自负的夏言，为了博得皇帝的宠信，时常卷入与其他权臣们之间的党争。

开其端倪的是张孚敬及其同党，在夏言提出关于实行亲蚕礼和分祀天地的建议之后，二者之间的争斗随即展开。

根据为当事人立传的史学家王世贞的说法，关于亲蚕礼和分祀天地的想法最初来源于张孚敬，而夏言在恰当的时机剽窃了这些想法。

当张孚敬意识到已丧失了良机，并且世宗的注意力已经被夏言所吸引，他自然要用尽心机除掉夏言。

在一段时期内，世宗似乎很乐于看到朝廷中充斥着这样的争斗，因为通过这种方法他总是能够确保自己的君威。然而，在构陷夏言的图谋曝光之后，张孚敬于1531年被逐出内阁。

尽管后来他又两次被重新召回，但权势却一落千丈。另一方面，由于世宗命夏言负责礼乐制度的起草及修订，并且意识到他在处理这些事务上不可或缺的作用。

夏言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上升，事实上，正是在夏言的主持编修下，《郊礼通典》于1533年成书。

此外，夏言的举止风度以及他没有地方口音的纯正发音也博得了世宗的欢心。世宗对夏言的喜爱反映在频繁赐予其礼物，如一枚可用来密奏言事的特制银章，及大量世宗的手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