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大概很少有历史上的“暴君”，没有被研究者或历史爱好者论证为“其实是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了。

确实，许多“暴君”留在史书中的形象，尤其是他在传统文学中的形象，往往和历史原型距离比较远。改朝换代之后，新王朝要论证自己的合法性，史书上会给他泼脏水。“暴君”身份已经被认定，民间文艺就喜欢借他讲色情、暴力的故事——毕竟，人性深处，就有这种爱好，但把这种爱好安在好人身上不合适，所以把“暴君”塑造得很黄很暴力，总是不错的。

商纣、隋炀帝之类文艺作品中的热门皇帝，命运大概总是如此。

但问题是，剥掉外面这层皮，露出来的里子到底是什么？且以隋炀帝为例。

隋炀帝刚即位的时候，接手的是一个汉朝灭亡后几百年来不曾有过的强大帝国，也是一个巨大的火药桶。

首先，长期分裂在极短的时间里实现了统一，一些人对现政权是不服的。

其次，他的父亲隋文帝有一些重要的制度改革和政策实践，从国家层面看非常有利，但社会层面的感受并不舒服。

比如说，隋朝的户籍管理做得特别到位。官方统计的人口数据，短短不到30年的时间，从2900万增长到4600万。这1700万人，绝对不可能仅仅是天下太平了，大家拼命生孩子生出来的，而是原来隐藏的人口，全部被搜刮出来了。朝廷的视角看，这是国家可支配的人力、物力极其充沛，但是你如果代入到当时普通人视角，这些人原来不用交税不用服役，现在所有这些担子都压过来了，他们未见得乐意。

如果这些人都是一盘散沙，他们就算不满也毫无办法。但隋文帝还有另外一项重大改革，就是把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改成了州-县二级管理，郡这个层级取消。于是，从郡的长官到一般官吏，大概有几万人要下岗。国家层面看，这是减员增效。但是这么多官吏丧失了既得利益，肯定会怒火中烧。如果说，隋朝把因此节省下来的开支，都还利于民，那么老百姓应该是很乐见这些人失去官位的。但问题是隋朝把所有的收益全部集中到朝廷，隋朝的老百姓没有从这项本来可以给他们好处的改革当中，获得任何好处。

上述两项改革，加上其他新政策，结果都是隋朝的收入极大增长，开支则有所减少，所以很多学者都注意到，说到古代的历朝历代，说到“国计之富”，那是没有比得上隋朝的。但同时，这也意味只要有人想造反，立刻就有这几万有行政组织能力的失业官吏，有上千万心怀不满的老百姓可以利用。

但隋炀帝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出身太好，从小太顺，脑子也确实聪明的皇帝，对这种普通人的痛苦，他是没有共情能力的。

他只看见现在朝廷里资源那么多，所以想做大事，于是开挖大运河，三次征辽东，这都属于对社会承受力的极限测试。隋炀帝也不是没有感受到自己的皇位受到威胁，但不是来自这个巨大的火药桶，而是原来隋朝赖以成功的关陇集团。

偏偏当皇帝之前，隋炀帝指挥平定南方的战争，又特别成功，他笼络南方士族的能力，远远超过了关陇集团老一辈的名将名臣。这就给了他一种错觉，我有新的势力可用，你们也没什么了不起。于是又加剧了统治集团的撕裂。

这样一来，顶层的被排挤的关陇权贵，中层的下岗官吏，基层的被繁重徭役、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普通老百姓，从上到下怒气值都满了。

隋炀帝确实不是文学作品中的色情狂和虐待狂，但是，挑战面前，他显得完全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

顺境的时候太任性，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干不成的事情，撞墙了也不放弃。而真到逆境的时候，又缺乏韧性和意志力，意志力说崩就崩了。

天下大乱，隋炀帝到了江都，其实已经不指望夺回北方了。但是他的军队都是北方人，就害怕不回去，于是都在商量着要造反。有个宫女听到了消息，就和萧皇后说了。萧皇后还是很精的，说你自己去说。结果一说，隋炀帝就大怒，这是你有资格说的吗？就把这个宫女*了。后来军队要造反的消息越来越多，萧皇后就和宫里的人说，不用和陛下说了，何必再增加他的烦恼呢？

其实，就隋炀帝当时手下军队的战斗力来说，还是非常强悍的，但人生最后关头，隋炀帝已经放弃治疗了。

总结就是，作为一个政治人物，隋炀帝这个人：

第一，没有能够调和复杂政治、社会矛盾；

第二，没有打造一个忠于自己也有能力的核心团队；

第三，形势开始不利的时候没有变道的意识；

第四，形势非常不利的时候没有坚持的意志。

至于他干了一些事，如修大运河，则不妨这么看：讨论中长时段的历史，一个人哪怕是皇帝，他的影响力，可能没有那么重要。财税、技术扩散、生产力、经济社会结构等等因素的研究，足以说明问题，不妨不涉及人物评价。

要做人物评价，看的就是短时段的历史。历史意义上的短时段，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一辈子。隋炀帝引爆的隋末社会大崩溃，那是几千万的人死亡和流离失所，这是实实在在的。

所以，传统史书和文学作品，往往给人物涂抹太多油彩，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但若是觉得把传统记载翻过来才是真相，还是省省吧。

•（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刘勃

责编 陈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