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_ 辽 北宋 西夏形势图

庆历二年（辽国重熙），辽国趁北宋与西夏交战之际落井下石，一边派大军压境。

一面派使者向宋仁宗索要关南十城（关南十城属于幽云十六州的范围，五代后晋时被石敬瑭割让给辽国，后来后周世宗派兵夺回。）辽国叫嚣，如果不归还关南十城就不能继续维持澶渊之盟，将诉诸于武力。宋仁宗派宰相富弼前去和谈，为避免两线作战，最终的结果是北宋在澶渊之盟答应的岁币基础上每年又增加了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给辽国，不过条件是辽国要帮助北宋压制西夏。因为这一年是辽国的重熙年间，所以历史上称为“重熙增币”。

上图_ 澶渊之盟

关于“重熙增币”的讨论一直都颇具争议。

赞成者认为宋仁宗花钱离间了辽夏关系，避免了战争，换取了和平；反对者则认为辽国是虚张声势，借机“敲竹杠”，宋仁宗软弱无能、活该被宰。从后来的西夏也向辽称臣，并订立密约的情况来看，这些钱花的并没有起到很大作用，究竟孰是孰非这里不做讨论，但因惧怕军事威胁直接给邻国送钱的这件事情绝对称不上光彩！

此外，宋仁宗在军事上的还有一个争议较大的事件，那就是名将狄青之死。由于北宋施行“重文轻武”“以文御武”，导致终北宋一朝，可以称得上名将的仅有狄青一人。狄青作战勇猛，文武双全，在对抗西夏、平定南方起义等战争中为宋仁宗立下了赫赫战功。但晚年还是因功高震主，受到了宋仁宗和文官集团的猜忌和打压，最终抑郁而终。

上图_ 狄青（1008年—1057年），字汉臣，汾州西河人

• 六、危机四伏，改革不利

虽然史学界经常把宋仁宗在位时期称赞为仁宗盛治，但在盛世之下却潜藏着许多危机。第一个危机便是财政危机，虽然宋朝尤其是宋仁宗时期国家税收的数量达到了封建社会空前绝后的程度，但仁宗末年刚登上政治舞台的司马光就曾向宋仁宗上书称“今入者日寡而出者日滋”，意思是说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加速度远低于支出增加的速度，也就是说，宋仁宗时期国家经济发达、税收庞大却依旧入不敷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种情况呢？

首先，北宋的兵员数量在宋仁宗时期达到巅峰。

据《宋史·兵志》的记载，宋仁宗庆历年间，北宋全国的军队总人数在一百二十五万以上，不仅是整个北宋之最，也堪称中国古代之最。由于宋代军队全部由国家财政供养，庞大的军队数量必然消耗巨大的财政，富弼就曾说“自来财货所入，十中八九赡军”。财政支出的80%甚至90%以上用于供养军队有些夸大其词，但从后世的严谨考证中表明，超过一半是肯定的。拥有如此庞大的军队规模，却在军事战争中屡屡失利，也恰好在侧面反映出了宋仁宗军事能力的不足。

此外，北宋每年的财政支出还有养官、养宗室、给西夏和辽国的岁币等，这便是史学界研究宋朝历史不得不提到的“三冗”（冗兵、冗官、冗费）问题。

上图_ 宋仁宗赵祯（1010年5月30日－1063年4月30日），初名赵受益，宋朝第四位皇帝

根据《宋史》的记载“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为俗，重禁莫能止焉”“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可以看出宋仁宗时期的土地兼并成风，到他晚年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土地矛盾和贫富分化了，这与他本人（当然他的前辈也一样）对功臣贵族的纵容有很大关系。

与之对应的是，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仅仅见于文献记载的农民起义就有三十多起，例如王伦起义、邵兴起义、王则起义等，不过规模都比较小，最多数千人而已。此外，北宋继承沿用了五代以来的“差役法”，其剥削百姓的弊端在宋仁宗时期愈发严重，也是起义不断的一个重要诱因。